周恩来与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真相,赫尔利和蒋介

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八千万人,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放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毛泽东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还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刚刚被打退,维护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团结的任务就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时,蒋介石又作了这样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的允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是“欺骗”①。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毛泽东仍要抓住这种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②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一九四四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④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⑤
  四月二十九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五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⑥
  对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并且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二十条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
  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⑦,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四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八个月内,相继丢失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六千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一年初,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六月九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⑧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⑨
  毛泽东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⑩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参观团除五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毛泽东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十二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⑾。七月一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⑿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这些提议最初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到六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⒀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指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引者注)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⒁
  七月二十二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⒂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⒃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到了重庆,果真不出毛泽东所料,蒋介石不愿在那空白的位置上签名。尽管赫尔利声称那五条曾事先征得过蒋介石的同意,实际上蒋介石并不同意。蒋介石讥讽赫尔利是“大傻瓜”。十天之后,蒋介石终于作出了反应。他提出了三条反建议,作为新的国共谈判方案:  

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公开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是连续7年来始终承认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这一公开挑战曾经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得到了国内国际各种民主势力的响应和支持,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并最终改变了国共两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代由此一去不复返。

永利402com官方网站 1 毛泽东与蒋介石

  从九月起,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就激起全国上下更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正处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董必武八月十七日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随即又在周恩来八月十八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⒅九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⒆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⒇
  九月五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国人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以前,国民党当局一直只许国共谈判在内部进行,不肯公开宣布。这次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把它列入参政会议程,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十五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林伯渠在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21)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应该转到这个问题上来。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
  “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22)
  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23)
  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局特别关心。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用跳岛战术进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准备攻占菲律宾,向日本本土逼近。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在考虑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同时,当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日益发展的矛盾也需要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九月六日,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到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24)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已放在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上。
  十月间,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示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尽管在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赫尔利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对赫尔利要来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十一月六日,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研究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如下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他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25)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第二天,一架从重庆来的飞机在延安机场着陆。身着军装,胸前佩带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出现在舷梯上。周恩来立刻把毛泽东请过来。和赫尔利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
  八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包瑞德及译员和秘书。这一次主要是听赫尔利谈。他首先说明: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赫尔利悦:“我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谈到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谈,蒋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26)
  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他所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27)
  赫尔利读完后,一直耐心地听着的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没有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这些观点是他本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包瑞德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他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28)对这个细节,包瑞德回忆道:“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来,当我阅读这些条款时便觉得,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29)
  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毛泽东发言。欢迎赫尔利到延安来。
  他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少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
  他指出: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他告诉赫尔利,蒋介石却总是想拖,拖到抗战结束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国民党政府有崩溃之危险。
  毛泽东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关于改组军队问题,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毛泽东表示,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30)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关系到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只要把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和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又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为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31)
  九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后表示这个方案是对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会议着重商讨了国共之间进行协商的具体步骤。毛泽东提出:赫尔利将军回去后,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如果毛主席愿意见蒋先生,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多大争论。就是说,在双方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已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恰当。
  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毛泽东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包瑞德在一旁补充说:这五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32)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毛泽东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33)全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34)
  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泽东同赫尔利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35)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36)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上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赫尔利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将写好的信请赫尔利转交罗斯福。信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37)当天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接着,他却提出一个“反建议”,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38)这时,赫尔利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十一月十七日,赫尔利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包瑞德回忆:“在我看来,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39)
  蒋介石的这个“反建议”,完全是站在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上的。它由赫尔利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转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完后,立刻一针见血地问赫尔利:“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同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了:“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由于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签过字的协定,谈判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十二月七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机回来。
  当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的三条反建议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包瑞德,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40)
  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41)并要王若飞将这些意思转包瑞德或戴维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时已无法再同国民党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显然,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永利402com官方网站,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赫尔利二十日来电(来电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告诉他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叮嘱他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在重庆的谈判中,赫尔利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军派一名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共产党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立即加以拒绝。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因为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宣称一旦军事形势稳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时,就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42)在二月五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43)
  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44)这时,正站在蒋介石身边的赫尔利是怎么想的呢?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45)
  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自然只能不欢而散。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三月一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宣布将在十一月十二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泽东迅即作了严厉的抨击。三月十三日和四月一日,他两次会见谢伟思,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他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6)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不肯回头。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不同中共合作,攻击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声称美国的军事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
  美国政府奉行的错误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正如毛泽东所评论的:“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47)
  但是,“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谁也无法把它重新抹掉。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处在同国民党对等的地位,并且被人们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日后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  

“联合政府”口号的由来

谈判碰到严重困难,但罗斯福派来的代表赫尔利仍在继续斡旋。1944年12月20日,赫尔利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他很高兴,中共没有关上解决问题的大门,国民政府也倾向于继续谈判,建议周恩来再来重庆。12月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建议赫先派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来延一谈,电称:“在目前,吾人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而周恩来将军又因有某种会议需要准备,一时难以抽身,故我们提议,请你先派包瑞德上校来延一谈。” 12月26日,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28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表示不愿再继续抽象讨论,特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全国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等地的国民党军;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等4点要求。函称:“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得窥其端倪。”

  ①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9月2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26页。
  ③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2月4日。
  ④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⑥ 毛泽东致林伯渠的电报,1944年5月16日。
  ⑦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
  ⑧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⑨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08页。
  ⑩ 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7、28页。
  ⑾毛泽东在《中情通报》上加写的三段批语,1944年8月15日。
  ⑿《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⒀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6月28日。
  ⒁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⒂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⒃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⒄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0页。
  ⒅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8月。
  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
  ⒇周恩来致林伯渠、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9月4日。
  (21)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89页。
  (22)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944年9月27日手稿。
  (2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22日。
  (24)赫尔利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44年12月24日,《党史通讯》,1984年7月。
  (25)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6日。
  (26)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27)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8)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76页。
  (30)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1)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2)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会谈记录,1944年11月9日。
  (3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方记录,1944年11月9日。
  (34)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5)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6)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2页。
  (37)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1944年11月10日。
  (38)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提交的三条反建议文件,1944年11月21日。
  (3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8页。
  (40)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96页。
  (41)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12月12日。
  (4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1月28日。
  (4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2月5日。
  (44)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
  (45)赫尔利致国务卿的报告,1945年2月18日,《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6)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页。
  (4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11页。

  二、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  

抗战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始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党合作是建立在中共公开承认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基础上的。

转眼过了新年。1945年1月7日,赫尔利致函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周恩来前函,认为背离了原定先就一般原则达成协议,而后讨论特殊细节的议程,提议由本人陪同行政院长宋子文、宣传部长王世杰以及张治中,短期访问延安,私下讨论,在达成协议后与毛、周一同返回重庆,签署两党协议。1月11日,毛泽东致函赫尔利,批评8年来两党秘密会议,国民政府方面均毫无诚意,担心赫尔利等来延,仍无结果,徒劳往返。毛泽东提出新方案:“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毛表示:“上述建议,如荷国民政府同意,则周恩来将军可到重庆磋商。”毛提出建议后的第三天,中共南方局的王若飞、徐冰即在重庆召集民盟的左舜生、张申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杨杰以及王炳南等七人座谈,与会者一致赞同,提议加速准备中共、民盟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之间的共同纲领草案。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关于中共事实上承认国民党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的种种表示,自两党合作开始以来,在许多政治文件中都有所记载。如1937年国共商谈合作之初,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四项保证”,表示它所领导的陕北特区政府和红军愿意接受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1]而后,中共中央虽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责任”,但它明确承认在实力原则下,共产党目前的“政治领导”地位还只限于“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它只能“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来实现它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要走到“实力领导地位”,还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因此,它这时多次指示其谈判代表:在保证中共组织独立的条件下,应当“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或承认“国民党在中国的指导地位”。[2]

毛泽东的新建议自然使赫尔利很高兴。1月14日,赫尔利与蒋介石共同讨论。蒋称:不论有无共产党参加,不顾目前所处的战争状态,他都将立即采取步骤,使政府自由化和净化。其主要内容为:在下星期一宣布成立有其他党派成员参加的战时内阁,邀请共产党参加,而不论其是否拒绝。有了蒋介石的“改革”计划,1月20日,赫尔利派机飞赴延安,致函毛泽东,声称国民党准备做出重要和切实的让步,决定组织包括非国民党员在内的战时内阁,并有广泛的权力,希望周乘派去的飞机返回重庆谈判。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表示同意。24日,周恩来再飞重庆。行前,毛泽东指示:1.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2.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3.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蒋介石的三条回避了联合政府问题,也就回避了要害问题。这下子,把毛泽东和赫尔利已经签好的文件变成一张废纸。蒋介石很明确地表示: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他不能接受,因为他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又如,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虽然也提出过国共两党关系应当向着“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方向努力,但它仍再三表示“拥护”依然是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并很快就提出:“不要太急于在形式上求得平等”,要“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要肯定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3]

周恩来抵达重庆的当晚,王世杰、赫尔利即与周在宋子文宅会谈。周恩来表示:中共不愿参加国民党党治之下的战时内阁,须先召集各党派会议,宣告党治废除,然后成立联合政府。王世杰认为周意在延宕,并无求解决诚意。25、26两日,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等与周恩来会谈。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之外的两个补充办法:1.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2.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拒绝这两个补充办法,认为是不公允的和无理的。2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示:“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毛泽东估计会谈有可能涉及国民党积极筹备召开的国民大会,指示周声明:“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毛要求周征求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

  毛泽东得知蒋介石的三条之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当天电复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方案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又如,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后,尽管在两党领导人之间,感情上已经根本破裂,毛泽东已经开始决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排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政权”,但是,在公开场合下,中共中央仍旧继续“争取以蒋为统帅”,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直至1944年春,毛泽东仍旧公开宣称:“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4]

1月25日,王世杰、张治中、宋子文、赫尔利与周恩来再次会谈。王世杰在去年11月22日政府所提三项办法的基础上,提出补充三项,面交周恩来,请其参考后答复:1.与行政院组织类似战时内阁性质的政务会议,使各党派均得参加。2.组织中共军队整编委员会,由中央将领、中共将领及美军官各一人组成。3.组织中共军队总指挥部,由政府派美国军官一人为总指挥,以中央将领及中共将领各一人为副。

  蒋介石通过他的代表王世杰,又一次提出,希望毛泽东到重庆来,跟蒋介石当面谈判。周恩来当即作了说明:“毛泽东同志很愿出来。他曾向军事委员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及赫尔利将军说过他很愿出来。但他出来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辩论。现在联合政府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还不是他出来的时候。”  

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上述中共对自身地位以及对国民党态度的措辞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渐变的痕迹。这种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实力对比的改变。毛泽东是重视“实力原则”的。早在1936年1月,当得知张学良有可能领导人数众多的东北军与中共红军合作时,他就曾依据实力原则力主由张学良来担任未来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5]1937年国共谈判合作,毛泽东也清楚地了解,当时军力尚不足国民党1/20的共产党只能改制改编,服从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南京中央政府。即使在1938年,八路军的力量发展到20余万人,毛泽东依然承认,在统一战线中,军事力量上10倍于中共的“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但是,当1940年前后,中共的武装力量发展到50万人左右,并且可能迅速发展到上百万人的时候,依据实力原则争取相应的政治军事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中共这时明确提出委任朱德为鲁察冀热四省战区司令官兼河北省主席,委任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等项政治要求[6];毛泽东这时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的提出,更鲜明地反映出军事上开始举足轻重的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想要改变前此的不平等地位,并一展鸿图的强烈冲动。虽然,考虑到国民党的军力仍四五倍于自己,再加上还有强大的日伪军需要抵抗,中共最终仍旧不能不表示:“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但仅仅承认蒋个人的领袖作用,而不再承认国民党在全国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这说明中共对国民党前此的一党专政已经在根本上予以否定。由此可知,从1937年初承认国民党领导,到1944年秋提出联合政府,要求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这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逐渐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1月26日,王世杰、张治中、周恩来第三次会谈。周恩来坚持前议,但称,如在中共原提五项基础上略加修改,彼亦可接受。他提出联合政府必须是废除党治后的各党派政府。王世杰语气严重地提出,不应斤斤于党治废除之形式,此事牵涉孙中山《建国大纲》的修改。国民党还政于民之时,必须以国民代表大会为接受之机关,不能以“各党派会议”为接受者。

  会谈陷入了僵局。十二月七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飞回延安,准备出席在翌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包瑞德同机而行。飞机在飞过西安之后,好久都看不见延安的标志——山顶上的宝塔。周恩来意识到驾驶员迷航了。他走过去对包瑞德说:“上校,我觉得有点不对头了。下面的地形是我完全陌生的。再说这时我们也应该到延安了。我想我们现在是在向西飞行,而不是向北。”  

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逐渐变化,导致这两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的政党必然要逐渐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中共中央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向国民党要求合理分配政权,却是1944年春夏以来国际国内一系列复杂因素推动的结果。

孙科是当时国民党中的左派。1月28日晚,他邀请各党派人士聚餐,周恩来、左舜生、黄炎培、李璜、沈钧儒、章伯钧等在座,王世杰、邵力子、吴铁城也被邀参加。周恩来提出,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仍名为国民政府,由此建立宪法上的政府,周表示,“愿以互信互让之精神解决一切。”孙科痛斥国民党“过去之错误”,认为已由反共而走入法西斯途径,力言国共必须合作,国民党必须容纳中共。最后,孙科表示赞同周恩来所提议的国是会议。当时,邵力子、吴铁城对孙科的发言都感到惊骇。王世杰借此称:只说三句话:1.孙科先生在党内党外如此指斥本党,足见国民党内空气自由,并非如外间所言,党内无民主。2.国共双方须互让才能合作。3.余希望其他各党中亦有人如孙先生,以客观态度考虑党之是非功过。

  包瑞德朝窗外一看,也发觉不对,有点慌了。这时,周恩来说:“让驾驶员拐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后向前飞,就可以飞到一条河的上空,那条河就是渭河。然后,再朝北飞行。”周恩来仿佛成了领航员。驾驶员照着周恩来指点的方向飞行,果真走出了迷航。机翼下出现了宝塔。机舱里人们都称赞起周恩来,周恩来却说:“我来来回回跟国民党谈判,总是飞这条路,成了‘老经验’啦。可惜,我飞了那么多个来回,国共谈判还在‘迷航’之中。”确实,国共谈判反反复复、起起伏伏,依然在兜圈子。  

到1944年上半年为止,中共军事力量仍在50万左右,而国民党的军队数量这时比它的4倍还多。而且,1943年底,蒋介石刚刚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邀请,出席了开罗会议,取得了“大国领袖”的资格,政治上风头正健,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又根据苏联党的要求,接连来电劝告毛泽东注意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中共中央最初不仅没有设想过刺激国民党的问题,而且估计今年“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决定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之门,并要求各地力避刺激国民党。[7]所以,在1944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中央不仅明确提出派林伯渠前往重庆与国民党重开谈判,而且对于大后方掀起的宪政运动,积极参加,要求开放党禁,重选国大,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问题毫无涉及。

餐会过后几天,王世杰与周恩来于1月31日继续谈判。周续提召开党派会议的主张。王世杰认为范围太窄,声称“参与会议者何能以党派为范围,当详细考虑”。他和周商谈中共参加国防最高委员会办法,周表示,当看该会是否有最后决定权。

  在周恩来、董必武回延安之后,由王若飞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延安给王若飞打来联名电报:“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联合政府问题的提出,更多地源于当时意外出现的两大因素。这首先是因为国民党河南战役的惨败。河南战役是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阶段作战。它开始于1944年4月中旬,历时一个多月,国民党一战区40万军队中许多部队竟不战自溃,以致损失人数达20万人以上,郑州、洛阳等38座市县全部落入日军之手。这一仗不仅反映出国民党军队作战能力和士气的低落,而且也是国民党军事上和政治上种种弊端的一次大暴露,因而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2月1日,蒋介石约王世杰、陈立夫、吴鼎昌等商讨中共问题。王世杰力陈:必须以最大之忍耐与努力,求取政治解决政策之成功。王世杰称:本党应一面健全自己的主张,一面允许中共公开活动,如此我们便可以战胜中共。如果单纯依赖军队、特务、警察与之斗争,则成功难而失败易。

  在一九四五年元旦到来之际,蒋介石发表了元旦广播。他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毛泽东在一月三日,便以“延安权威人士”的名义,写出了《评蒋介石元旦广播》。  

河南战役开始之际,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刚刚从延安出发。当时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还着重于缓和两党关系,因此所提条件政治上不外要求承认中共党、边区及各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军事上则只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领导下的一切抗日武装,并同意八路军、新四军扩编到五军十六师,最低限度则为四军十二师。正因为如此,林伯渠等5月2日到达西安,还在西安停留期间,就同前来摸底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达成了一项初步交涉书面意见书,约定“双方共同签字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8]而书面意见中突出强调的只是:第一,八路军及新四军扩编为四军十二师;第二,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原有地区,但改称为陕甘宁行政区,直属行政院;第三,给予中共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及迫害八路军、新四军之军人家属,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9]

2月2日,王世杰与周恩来继续谈判。周恩来提交关于党派会议协定的草案4条。1.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2.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改组政府,起草共同施政纲领。3.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经国民政府召开的国事会议通过后,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4.会议应公开进行。王世杰仍然坚持“党派会议”范围太窄的主张,他说:中国现有党派不止三党,且大多数人民均不在党。因此,会议名称不宜称为“党派会议”。2月3日,王世杰提出协议草案,将周恩来提出的三党会议扩大到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及其他无党派人士,名称则改为“政治咨询会议”。其任务为研讨:1.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2.今后施政方针与军队统一之办法;3.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草案提出,如获一致结论,当提请国民政府准予施行。在会议期中,各方应停止攻击。这个方案采纳了周恩来的方案,只是将参加的党派和人员增加了,因此周恩来同意将它作为“政府提案”,致电延安请示。他不无兴奋地对赫尔利表示,“第一次感到我们正达到一个可能完全合作的基础”。当日午后,王世杰约张治中一起向蒋介石汇报与周恩来大体商定的方案,蒋介石以为可行。2月5日,王世杰再向宋子文出示方案,宋子文也表示同意。2月9日,周恩来会见王世杰,声称延安对于王草拟的会议方案尚未能接受,但可考虑,将奉召先返延安商量。

  毛泽东以极为尖刻的语言,对蒋介石的元旦广播嗤之以鼻:“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一九四五年一月四日延安《解放日报》。  

恰在林伯渠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在西安达成书面妥协意见之际,国民党中央军在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中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的消息陆续传来,延安不断得到情报,国民党军内部或者勾心斗角,你争我夺,或者花天酒地,贪污腐化,已经大部分失去战斗力,国统区因此舆论大哗,民怨沸腾,中共中央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根本解决中共及边区地位和敌后抗日武装的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机会。毛泽东据此迅速指示林伯渠等改变谈判策略。他明确说:目前情况“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随后,中共中央于5月中旬重新提出全面解决两党关系二十条,直截了当地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承认一切抗日武装和敌后政权,停止一切针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和特务活动,释放一切被捕的中共人员,甚至要求公平分配美国援助中国之各种武器、弹药、药品和金钱等。[10]中共中央并且开始公开宣传,它所抗击的伪军已经占到整个伪军总数的84%以上,而它所抗击的日军则是日军在华兵力总数的64%。“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就是明证。”[11]

在是否召开“党派会议”问题上,国共两党意见接近了。2月10日,周恩来、赫尔利、王世杰、张治中在宋子文宅聚会,讨论相关问题。周恩来强调,在召开党派会以之前,国民政府必须实现中共提出的释放政治犯等四条主张。赫尔利急于显示成功,提出以周恩来和王世杰的名义,发表由赫和宋子文起草的共同声明,说明谈判现状,周恩来反对。赫尔利遂进一步提出,声明由周恩来起草。周称:如要发表声明,则必须说明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国共双方主张的不同之点。次日,王世杰向周恩来建议,再约赫尔利商谈发表《共同声明》,周仍然拒绝。12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肯定他“断然拒绝赫尔利,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电报中,毛泽东告诉周恩来,民主同盟提出的纲领大受欢迎,已经卖到200元一份,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外国多数舆论拥护此项主张,因此,“美国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

  毛泽东又在那里骂蒋介石“独夫”了!凡是这类字眼出现在毛泽东笔下之时,便是国共关系寒暑表里的水银柱急剧下降之际。在周恩来回延安之后,赫尔利几度邀请周恩来到重庆,继续谈判。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又飞重庆。  

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与军事上的无能,激起了共产党人领导抗战胜利和未来中国的历史责任感。但是,在这时中共中央所提各种条件和方案中,仍未提出联合政府问题。不过,在5月中旬提出新的条件之后,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的态度开始变得十分明确了。在中共新的二十条和6月初进一步修改提出的十二条中,第一条就有“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文字。[12]

周恩来同意王世杰提出的修改方案,延安方面也表示“可考虑”。多日议而难决的问题接近解决。然而就在这曙光略露,破晓在即之际,突然发生变化。2月13日上午11时,蒋介石召见周恩来。据在座的王世杰日记记载,蒋介石对周讲话时,情绪激动,声色俱厉,其主要之点为:1.孙中山《建国大纲》所定“还政于民”的程序不能变更,国民党只能“还政”于未来的国民代表大会,不能将政权移交于中共要求召集的“党派会议”。2.中共不能推翻国民党或蒋先生本人,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彻底合作。周恩来当时的表现是:“亦倔强,辞出后态度甚愤愤”。

  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国共再开谈判。  

要求实行民主,与要求解除党禁一样,其矛头无疑是针对着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来的。但是,要根本否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又不损害国共之间统一战线的基本关系,这是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自宪政运动开展以来,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了国民党之外各党派谋求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形式的主要话题。但宪政的实施毕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且蒋介石已明确宣布,实施宪政必须到战争结束一年之后。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坚持要以国民党战前一手制造的国民大会来作为实施宪政的工具。承认以这种方式来达到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目的,不仅战争结束前没有可能,就是在战争结束一年后,恐怕也很少可能。因此,要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同时又不给人以共产党打算根本推翻中央政府的印象,找到一个适当的口号和形式在这时具有关键意义。美国人这时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与提议,正好适合了中共谋求以新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替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实需要,因而迅速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斗争口号。

《建国大纲》全称《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为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亲手拟订,作为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1924年2月22日定稿。《大纲》规定,在全国半数省份完全达到自治县水平时,开始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宪法公布后,中央统治权归国民大会,行使选举、罢免中央政府官员,创制、复决中央法律等权力;3个月后国民政府解职,授权于民选政府。蒋介石这时提出《建国大纲》的一整套程序不能变更,自然就否定了中共所提“党派会议”的地位和作用,“联合政府”也就失去产生依据。

  二月十三日,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周恩来会晤蒋介石。蒋介石的一句话,深深激怒了周恩来,致使周恩来三天后就回延安去了。蒋介石说了这么一句话:“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联合政府的设想最初是罗斯福提出来的。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在谈到中国内部纷争时曾经向蒋介石提议:国民党“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同延安的共产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13]对于罗斯福的这一建议,蒋介石当然不会加以理睬,美国方面此后也只能将其束之高阁。美国方面重新提出这一设想,也是震惊于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打通大陆架作战中的节节败退。6月前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开始在大使馆范围内提出“由委员长召集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以便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确保中国尚存地区不致进一步落入日本手中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了其他外交官的一致认同,也迅速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认可。国务卿赫尔甚至直接打电报给高思称:总统和我已仔细考虑了你的意见,我们赞同使中国政府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并在蒋介石领导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据此,7月4日,艾切森代办在与立法院院长孙科的谈话中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政府官员提出了这一建议。之后,高思同外交部长宋子文以及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也进行了类似的谈话,并且亲自向蒋介石正面提出了这个问题。[14]

蒋介石的言论激起周恩来的强烈反驳,他以1924年孙中山北上后的情况为例,说明《建国大纲》的一整套“程序”,是可以变更的。蒋介石反对周恩来所言,立即提高嗓门,严词斥责。他看出了周恩来的强烈不满,但不管不顾,其日记记载当时情况说:

  蒋介石说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朋友赫尔利的态度也变了。他原来声称充当国共之间调解人,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如今,他倒向了蒋介石,实行“扶蒋反共”。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赫尔利的变化——在毛泽东看来,以为赫尔利原本戴的是“假面具”,现在露出了真相。  

考虑到蒋介石对自身地位的过分敏感,高思以及美国政府这时更多地还是从军事方面着眼,建议立即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组成一个有职有权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或联合最高统帅部,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共同承担战争责任,解决目前军事方面的严重困难。高思明确告诉蒋介石,他并没有设想过立即改组政府,尽管他相信,在目前这种危机时刻,组成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也许不失为有效办法。但是,不论高思这时如何考虑,对于那些明显地同情共产党而反感国民党的年轻外交官来说,根本改组现行政府,组织联合政府,多半是一种更好的选择。随着7月下旬美军观察组进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向对国民党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也受命一同前往执行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很自然地成了谢伟思与中共领导人热心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余对其共党所主张之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以及余根本方针恳切明示之,并对其提及总理北上为变更革命制度之言,余严加斥责,彼自不乐,然余必严正训之,以慰吾心,别时已十二时半矣。

  一九四五年春,赫尔利和魏德曼回美国述职。赫尔利在美国各种公众场合,发表谈话,扶蒋反共:“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变就可以镇压下去。”“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中共中央最早公开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是在8月13日。周恩来这一天就国共谈判发表公开讲话,一面继续表示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一面却直截了当地要求国民党必须放弃一党统治与限制、削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声言国共关系的症结,根本就在于此。[15]但是,周恩来这时还没有谈到应当以何种形式来取代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的问题。四天之后,即8月17日,当在重庆的董必武电询周恩来是否应当赞同民主党派领导人张澜、左舜生扩大参政会的主张时,毛泽东才开始提到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在董必武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二天的复电中请董必武、林伯渠考虑,目前如果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后方各党派的响应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不难看出,这是中共中央最早开始考虑联合政府的提议,当时他们对提出这一主张的可行性还存着某种疑问,因此叮嘱重庆方面的代表就此一设想先行在民主党派领导人当中暗中征询意见。[16]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曹锟政府被推翻,孙中山应邀北上,提出召集有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反曹锟各军及政党等9种团体参加的国民会议,讨论并决定国家大事。周恩来提出此例,目的在于驳斥蒋介石对“党派会议”的否定。 二人一直辩论到午夜过后,周恩来愤愤离去。

  罗斯福总统表示接受赫尔利的对华政策。也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总统于四月十二日因脑溢血溘然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  

中共中央注意到联合政府这样一种形式,毫无疑问是与随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的谢伟思有关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明确的说法。9月1日,毛泽东第一次把联合政府问题提到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上进行讨论,征询党的各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他当时特别说明:是谢伟思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显而易见,在得到了谢伟思的这一消息之后,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提法很感兴趣,但最初并非毫无顾虑,故仍多方征询意见。[17]直到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第一次长谈时,虽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尖锐批评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不合法,断言蒋介石的主席地位也只是一个政党的仅仅90个特殊党员举手举出来的,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明确提出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必须改组,但是在谈话中仍没有明确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18]

据当时也在座的赫尔利记述,蒋介石之所以不愿意向“党派会议”交权,其理由是:“中国所有党派,包括他自己,仅构成中国人民中的百分之二,把政府权力交给任何政治组织或政党联盟,都不符合中国的最高利益”。“他的责任是通过全民参与的会议,而不是党派会议来制定宪法”。

  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猛烈地抨击了赫尔利:“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  

中共中央最初的顾虑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共中央这时对国民党的态度一方面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争取自身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仍旧是要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但是,这样一种方针的确定,必须适合于自身的实力,过右达不到目的,过左又难免激怒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甚至失去民主党派的同情。根据国共两党这时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在直接提出与国民党联合执政的问题上还多少有些保守,因此,他在决定打出联合政府的旗帜时,不能不十分慎重。事实上,中共中央未尝没有过与国民党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想法,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政治主张,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联合政府的设想。但一方面共产国际相信这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当时两党力量悬殊太大,这一主张最后只好放弃了。[19]如今这样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了呢?一向自大主义十足的蒋介石,是否能够接受与共产党分享政权的事实呢?[20]很明显,只是在9月1日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才最终确定了要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联合政府来作为自己当前的斗争目标。

2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民主之家特园举行餐会,招待于右任、孙科及左舜生、沈钧儒、黄炎培等24人,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声称昨晚见蒋时,蒋居然表示:“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因此谈判已无法进行,明早立即飞返延安,黄炎培挽留周恩来“缓归,即归勿使商洽中断”。当夜,黄炎培忧虑国事,不能成寐。

为“联合政府”而斗争

同日,王世杰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政府方面已提出若干重要让步,其内容为:承认共产党为合法政党;在军事委员会中容纳共产党高级人员;在行政院内容纳共产党及其他政党代表;组织由美国军官任主席,政府及共产党代表有同等地位的三人联合委员会,考虑改组共产军及给养问题。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认为王的声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没有说明政府“在什么条件或前提下,才有这些所谓的让步”。他表示,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不能结束,因此国民党的所谓让步,“不是落空,便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甚至不是让步而是束缚或破坏抗战的力量”。周称:我们曾提议,由国民政府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但国民党表示,这只是一种“咨询性的会议”,主要内容是“维持一党专政”。因此。中共只能拒绝这些提议。他并提出,政府对中共提出的“释放爱国政治犯“等提议并未接受。

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周恩来根据9月1日会议讨论结果起草的给重庆董必武、林伯渠等人的电报,通知后者应当以联合政府作为中共当前的政治主张。中共中央的电报称:“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21]

15日一早,周恩来即赶赴机场,准备返回延安,因飞机故障折回。黄炎培在与王世杰通话中表示:1.双方争持之点,距离并不过远。2.蒋介石并未无意于圆满解决。3.时不可失,在赫尔利回国之前,双方再谈一次。王世杰同意黄炎培的意见,相约访问周恩来。当晚,王世杰、周恩来、李幼椿、黄炎培见面,黄提议,双方在4月25日联合国会议之前获得初步解决办法。他再次表示,双方意见并无多大差远,蒋介石的态度也并非“无善意存在”,希望周迅速返回重庆。2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17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批评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和过去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国民党和赫尔利都是要我们廉价或无代价下水,我们抵制了这些东西,现在又要套我们的军队,我们也抵制了。”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代表林伯渠9月15日上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局的办法,是必须对政府机构人事政策来一个改弦更张,这就需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才能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打垮日寇。[22]

就在林伯渠在参政会报告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召见了美国大使高思,委婉地拒绝了高思关于组织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提议,并含蓄地表示:希望美国人不要设想改组中国政府,因为在目前试图改变政府结构是错误的,他将来会考虑让少数党派的代表进入政府的问题。[23]不难想象,蒋介石这时对来自美国和中共的两面夹击深感恼火,但这时他与美国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正闹得不可开交,不能四面出击,因此他在公开场合还不能不对此轻描淡写,有意置之不理,甚至表示对林参政员的态度“甚为佩慰”。[24]

蒋介石的反应多少有些出乎中共中央的意料之外。而高思大使同孙科、王世杰等谈“中国应组联合政府事”的消息也为延安所知。与此同时,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更得到了大后方民众的积极响应和拥护。人们或集会游行,或着文讲演,来表达他们对厉行民主政治,废止一党专政的渴望。9月24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500余人齐集四川大厦,公开进行民主宪政的宣传与鼓动。着名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张澜、沈钧儒、章伯钧、李璜、左舜生、黄炎培、张申府、刘清扬、胡子昂,以及国民党着名人物冯玉祥、邵力子、钟天心、王昆仑、邓初民、屈武等均出席了集会。发言者不泛激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改组政府,制定提早实行民主的具体办法者,多数亦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后,国共之外最有影响的中国民主同盟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赞同“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重庆、成都、昆明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名人等数百人,也分别签署了同样的声明与宣言,与中共相呼应。[25]

这种局面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中共中央的自信心。毛泽东在9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对此颇有感慨,说:过去我们的思想常跟不上形势,估计不足,总是认为国共之间,蒋介石强大,天下是他的,没有看到重心正在逐渐转移到我们一边来。日本打河南之际,我们对国民党还是麻痹政策;直到后来提二十条、十二条,也未想到要求改组政府。现在看来确实时机成熟了,谁都看得出中国有了两个平等的东西,不再是一大一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态度再强硬,坚持不妥协,结果也是拖的局面,不致有太大的危险。[26]但是,当有人提出应当准备成立解放委员会,争取发展成第二个中央政府时,毛泽东却颇多犹豫,毕竟这里存在着一个革命和改良的重大区别。他明确讲:“对蒋,我们不是不要,事实上非要不可”;同样,对国民党,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非联合不可。他特别告诫全党:“国民党既然这样坏,为什么还要他?原因是日本人还在面前,这是基本原因”。其次,“外国人还要他”。第三,也“不要轻视国民党的力量,虽然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它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同时,目前“群众还未觉悟”,也还承认他们,我们“不可因为一时气愤就‘打倒’他们”,“要照顾群众”。因此,马上提出革命的口号则不免有脱离群众、自我孤立的危险。毛泽东强调认为:还是联合政府的口号好,虽然它还不是一个革命口号,但它也不是改良主义的改良口号,而是带有革命性的改良口号,是等候群众觉悟、发展自己力量,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27]

肯定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并不等于中共中央相信他们真的能够迫使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同意改组政府。毛泽东、周恩来这时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讲得很清楚,他们并不认为存在着国民党同意召集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蒋介石充其量只会邀请几位共产党领袖到国民党的政府里面作官,摆摆样子罢了。因此,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者干脆象英美两国抛弃南斯拉夫的米哈伊洛维奇政府转而援助铁托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撇开国民党,直接与延安打交道。[28]出人意料的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将军这时突然出面调处国共关系,竟然使联合政府的实现真的一度产生了希望。

赫尔利出面调处国共关系,基本目的其实是军事上的,是想要促使国共两党军队消除彼此间的对立,在统一指挥下全力对付日本人,从而挽救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军事危机。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相信有必要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来促成军队的国家化。为此,赫尔利从一开始就向国共双方许诺,一方面保证支持蒋介石实现政治和军事统一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对中共驻重庆代表表示“中国现政府不民主”,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党员参加”,甚至租借物资的分配也“不应偏于那一党”。他最初提出的方案也明确主张,中共承认军队统一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蒋介石则必须同意根据民主原则组织政府,并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29]鉴于赫尔利两次同中共代表谈话都要求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并表示愿意支持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毛泽东明确认为,在承认蒋存在的条件下,看来可以迫使蒋“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30]这样的“交易”在11月上旬似乎轻而易举地就接近于达成了。

11月7日,赫尔利带着他与蒋介石商定的方案飞往延安,与共产党谈判。蒋介石修改过的这一方案,其核心在于突出强调了“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其中对改组政府问题一句未提。[31]尽管赫尔利当场许诺说,蒋介石正在考虑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军事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却明确表示:首先应当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否则一切都谈不上。双方谈来谈去,最后赫尔利被说服修改条文,将第二条改为:“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将第三条改为:“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治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立即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32]对于修改以后的五项协定,不论赫尔利,还是毛泽东,都感到相当的满意。赫尔利在与毛泽东双双在协定上签字之后,就立刻打电报给罗斯福,声称“这一修正案中的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毛泽东也致电罗斯福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所在”。[33]

与美国总统特使就联合政府问题签订协议,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发动要求联合政府的政治攻势以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毛泽东为此再度向党内解释说:要知道国民党还有200多万军队,并且还得到国际国内的承认,而我们还只有63万军队,地区也很分散,与之妥协仍是不可避免的。在现在这个五点协定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只是同腐败的政府再合作,但我们没有损失我们的解放区,没有损害我们坚持的民主原则,相反,只要蒋介石签了字,我们就攻破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

把一个明确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协定条文拿到重庆去要蒋介石签字,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不论蒋介石如何依赖于美国的援助,但在触及到他和国民党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绝不会听任美国人的摆布。何况,蒋介石也很清楚,中国并不是南斯拉夫,美国政府在国共两党之间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的话,它也只能选择国民党,而不会选择共产党。因此,蒋介石毫不含糊地拒绝了赫尔利带回去的五点协定。在得到蒋介石同意的所谓“复案”中,唯一的让步就是公开承诺,在中共同意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党政府统辖之后,国民党政府同意“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34]当然,这一回赫尔利又悄悄告诉周恩来,蒋介石并非不允许你们参加政府,只是他不愿写在纸上,不想让人认为是共产党要求的结果,反对用“联合”这个字眼儿。其实,是不是一定要逼国民党承认联合政府并不重要,你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干,先参加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最高统帅机构,最好里面既有国共代表,也有盟国方面参加,设置一个盟国的统帅,以公平的态度来指挥和装备双方的军队。11月22日下午蒋介石召见周恩来、董必武时也说,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他同时向赫尔利许诺说,只要中共接受他的复案,马上就可以开始改编和装备中共军队。[35]

面对蒋介石的不妥协态度,毛泽东显得十分气愤。他开始电示周恩来:应立即与有关朋友商谈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事,准备召开中共七大,同时宣布成立解放委员会。据此,周恩来在重庆与有关人士进行了秘密磋商。孙科等人建议,不妨提议扩大国防最高委员会,并通过联合的国防委员会来改造政府,筹备选举,制定宪法。考虑到从争取美援的角度不宜让美国为难,但也不妨提出解放委员会来逼一逼国民党,周恩来于29日致电延安,提议另提新案答复国民党。周恩来在新拟的草案中提出:“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实现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之目的,允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并由这个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和颁布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并改组行政院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内阁,改组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各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如果此议一时不能实行,“中国敌后解放区根据战争之需要与人民之要求,将先组成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以统一敌后各解放区政府军事的领导,并便于参加今后的联合国防最高委员会。”同时,“为适应目前战争最迫切之需要,中国战场应设立联军统帅部,由美国方面的代表担任统帅,中国所有抗日军队应有负责代表参加统帅部以统率在中国战场的所有抗日军队,并负责进行各军的编制、装备、训练和补给。”[36]

周恩来的提议意味着中共事实上可能要从联合政府的要求上后退。毛泽东对此颇有些疑问。他得知周准备提出复案,当即要周返回延安进行讨论。在12月上旬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甚至进一步提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继续依据延安协定进行谈判,坚持联合政府的要求,结果仍是拖;一种是干脆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准备我们的将来,但要冒险,蒋介石可能有词可藉,美国可能不同我来往,结果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公开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如何办?是否会孤立?但是,毛泽东看来还是对此抱有某种希望。为了唬一唬赫尔利,也是为了要看看风色,毛泽东和周恩来于会后马上找来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宣布说:“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受命写信给赫尔利,表示中共准备单方面公布延安协定。[37]

中共方面的表示果然惹得赫尔利大发脾气,特别是周恩来关于单方面公布延安协定的威胁,使赫尔利坐立不安,声称毛不可信赖。包瑞德急忙通过中间人转告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说明他本人虽然相信中共的要求都是合理的,不赞成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但中共应当知道华盛顿今天还是支持蒋的,许多美国人,包括罗斯福、赫尔利,对中共也不了解。况且毛泽东与赫尔利当初都曾答应对条约内容保守秘密,不应使他太难堪,并如此之快就准备破裂步骤。他明确提出疑问:中共突然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是否存在着苏联背景?无论如何,从9日起,进攻贵州的日军已经开始撤退,蒋介石已可以挺直腰杆儿宣布不需要利用中共军队来抵抗日本进攻,这个时候宣布成立解放委员会,一旦蒋宣布你们为分裂行动,转而以汉奸名义打击你们,对你们十分不利。[38]

赫尔利和包瑞德的反应使毛泽东深为不满,但恰恰证实了他此前的担心。得到王若飞来电的第二天,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就召开会议,与会的领导人几乎一致主张将成立解放委员会的计划暂时放一放。没有人不了解,搞解放委员会就是做另立中央政府的准备,也没有人不希望尽快搞垮蒋介石,问题是自身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时机是否已经成熟,舆论是否已经造好,人民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讲:我对此事一直感到有些不安,我们的一切计划是要打倒蒋介石,蒋介石现在也确实相当衰弱,但他毕竟还有一点优势,即还占有一些二等城市,而我们拥有的只是三等城市。恐怕要到反攻的时候,我们才能占据更多的城市,那个时候我们才有足够的资本准备胜利。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包括第七次代表大会,可能都还要提要求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解放委员会要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只在内部酝酿,谨慎有利,美蒋可以放心。据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天致电王若飞,要求他通过包瑞德等向赫尔利说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延安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解放委员会几个月内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我们所拒绝的只是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当然,毛泽东同时也并没有忘记提醒党的领导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把中国拿下来,这个准备一定要。”[39]

12月15日,毛泽东又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再提联合政府问题。他宣布:“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40]16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谈判之门并未关闭,但若不能废止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只是在国民党一党政府内进行个别人事更动,继续谈判毫无意义。[41]此后,赫尔利虽仍再三要求恢复两党谈判,但中共中央始终以“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为由,予以婉拒。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很明确,抓住联合政府的口号不放,以此来继续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同时全力发展自身力量,争取在最近的将来,“成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掌握整个中国的命运。为此,周恩来于12月28日进一步致书赫尔利,声明:“关于国民政府有无可能接受我们提议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方针来进行谈判问题,我们不愿再继续抽象的探讨。”国民政府如果真有与民更始的决心,就应当首先自动释放全国的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军队,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并停止一切特务活动。“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可窥其端倪”。[42]

“联合政府”主张的变化

中共关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使国民党变得极端被动。蒋介石所做的关于战后一年实施宪政的许诺,也因此变得一钱不值,社会上几乎人人都相信国民党应当尽快改组政府。赫尔利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但他更担心的显然是国民政府会不会因为各方面的压力过大而濒于崩溃。相对于他曾经赞同过的政治民主和联合政府而言,蒋介石的存在以及保持中国的稳定对美国的利益更是第一位的。因此,赫尔利在刚刚取得了新任驻华大使职位之后,很快就致电美国国务卿,要求确认他的主要使命是: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和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43]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地位稳固和根本解决来自共产党的威胁,赫尔利费尽心思地设想了一个用所谓战时内阁来换取中共交出军队的连环计。经过赫尔利的反复劝告,蒋介石终于在1945年元旦发表了一个堂而皇之的文告,公开宣布,他准备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而后,国民党中央决定了新的三项办法,准备在行政院以下设置具有战时内阁性质之机构作为行政院决策之机关,延请中共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其中。以此为条件,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不过在形式上指派国共及美国军官各一人负责中共军队的指挥、改编及军事补给等事,以美国军官为总指挥官,直接向蒋介石负责。[44]

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让步之后,赫尔利相信他又有了与中共方面讨价还价的资本了。他一面致电罗斯福,声称只要能够进一步确认苏联政府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就不难把共产党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来;一面再次于1月7日致函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允许他与国民党代表一同前往延安重开谈判。[45]而在蒋介石公开表示战争结束之前准备召集国民大会,“还政于民”之后,中共中央也不能不急谋对付。毛泽东因此明确表示同意派周恩来再度前往重庆,前提是国民党应同意“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中共中央此举旨在用党派会议反对蒋介石的所谓国民大会,因为,如果让战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那些国民大会代表来行使“民主权利”,结果丝毫也不会改变国民党一统天下的局面。[46]

24日,周恩来再赴重庆。当天,宋子文向周恩来提议行政院下设置由国共及其他党派合组的直属蒋介石的最高决策机构—行政委员会,被周恩来当面拒绝。第二天,赫尔利与宋子文再向周恩来提议国民党正式决定的新的三项办法,又遭周恩来的反对。周25日公开发表声明称,此次来渝,就是来与政府及各方面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的,第一步首先应当召开党派会议,以此来作为召开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并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目前全国人民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甚望政府速加采纳。”[47]

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提议,再度得到了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欢迎,甚至国民党内众多高层人物也在私下里对此表示赞成。2月2日,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开始让步。王世杰当晚向周恩来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仍照国民党所提组织有各党派参加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但冠之联合政府的名义;一是同意召开党派会议,但名称应加以改变,并加入无党派人士。周当场表示,不论何种名义,只要是有各党派代表参加,不受国民党干涉,有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能够改组五院和军事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共产党就会赞成。至于党派会议问题,最主要的是要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会议名称最好不改,至多也只能改为政治会议。第二天,王世杰又带来国民党方面的新提案,同意召开政治会议,讨论“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和“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前提是这一会议的性质应为“咨询”,会议名称应改为“政治咨询会议”。[48]王世杰并解释说,他们同意“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其实就是同意改组政府,只是文字上不便直接表示而已。但是,国民党的这一让步远不是中共中央所希望的。毛泽东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周恩来,要求他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取缔特务、给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四条,并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49]

2月初,苏联红军迫近柏林,欧洲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苏联明显地已有可能转过身来参加对日作战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形势估计比较乐观,相信美蒋会“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因此主张周恩来在成功破坏了蒋介石关于“还政于民”的鼓惑宣传之后,就迅速找理由返回延安,不必就党派会议问题在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周旋。在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新闻处电台广播美州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更是断定“我党主张已得海外拥护,外国多数舆论亦是拥护此项主张的。美国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50]鉴于此,周恩来接连会见赫尔利与蒋介石,除坚持党派会议必须讨论结束党治、改组政府和起草共同纲领外,又再度口头提出四项要求。赫尔利虽百般劝说,但不起作用。蒋介石更是直截了当地反对开党派会议,声言他只能将政权交还人民,而不能交给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说什么改组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宣称只有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后,人民才有权组党等等。至此,国共谈判再度陷于僵局,周恩来乘机返回延安。想不到,蒋介石于3月1日竟进一步单方面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毛泽东因此极端反感,提出:国民党既然一意孤行,“国内团结问题的谈判再无转圜余地”。他甚至一面指示各地准备成立具有独立地方政权性质的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一面亲自挥笔为新华社写文章,严厉地提出:中国人民应该振作精神,“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城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51]

当然,报纸上的谴责是一回事,实际政策又是一回事。毛泽东明确讲,我们今天对国民党还是洗脸政策,而非砍头政策。这叫“留有余地”,否则会犯政治错误。因此,毛泽东这时为他称之为“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写的报告,仍旧题为《论联合政府》。他明确讲,我们长期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终于找到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没有料到这个口号很快的抓住了群众,这是一个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考虑到战争临近结束,自己的军队还不足90万,美苏英等国也把蒋介石的政府视为正统,毛泽东估计这个联合政府多半还会有三种可能,即一是要我们交出军队,蒋介石给我们官做;二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三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150万以上,人口1亿5千万以上,那时把政府设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毛泽东明确主张:“我们是准备胜利的”,因此我们要争取第三种前途,“在蒋介石缩小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52]

1945年4月23日,中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开宣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他认为,应当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动员全国力量,配合盟军作战。战争结束后,再经过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但十分清楚的是,他这时所主张的未来的联合政府,更多的其实是那种“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他明白宣称:新的联合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个制度应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只不过,它仍然应当是“几个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53]

自1945年开始,中共的军事力量增长很快。据2月份的统计,其军队人数已由年前的63万增加到70万以上。而到中共七大召开时,仅两个月时间,其军队人数竟猛增近20万,达到90余万人。但是,中共这时军事力量还很不集中,根据地相当分散,另外装备也十分欠缺,仅有各种步骑枪约39万枝,各种机枪9千余挺,迫击炮、掷弹筒等数百架,大炮极少,更没有坦克、飞机之类的现代装备,与200多万正在陆续得到美国装备和训练的国民党军队相比,不仅数量上相差甚多,装备上相差得更远。因此,毛泽东在大会上明确讲:必须要“武器加数量”,“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军队太分散了,根据地人口太少了,“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即使能集中几万人,拿步枪打北平也不行,“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我们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我们集中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条件就不同了”。[54]

除了军事上存在着不利因素之外,这个时候政治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困难。本来,中共中央对通过美国逼迫蒋介石在政府问题上让步抱有某种期望,七大召开期间却得知赫尔利4月初一反常态地在华盛顿公开宣布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过去有关中共作用的说法都是夸大的,美国政府将只同蒋介石的政府合作,而不同中共合作。[55]这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毛泽东估计“美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独霸东方,决不退让”,“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由于德国已经战败,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全面援助与支持,从而大大加强国民党的力量,毛泽东不能不对战后国内形势开始作种种最坏的准备。据此,中共中央一面再度表示愿意就前此提议的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实施民主改革问题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一面下决心公开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议,以抵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当然,毛泽东告诫说,我们这个代表大会仍旧可能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最好的结果是向着“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另一个可能是经过一段曲折,先是成为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即经过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56]

7月4日,中共中央通过前来延安推动国共谈判的6位参政员,再度向国民党表明愿意谈判的立场,即愿意在国民党停止召开国民大会和同意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前提下,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民主的政治会议。[57]随着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告投降,盟军最高司令公开发布命令,规定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国共两党之间爆发全面内战的危险一度空前加剧。中共中央一面加紧做好应付内战的一切准备,一面又不能不审时度势,再度强调与国民党恢复谈判的必要性。它这时再三向国民党提议:“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58]

形势的发展颇为出人意外。毛泽东始终相信:国共反映美苏,战后中共应该可以背靠苏联来抗拒美蒋,想不到这个时候苏联政府却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承诺今后一切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都只给国民政府。不仅如此,苏共中央还专门打电报来,要求毛泽东务必要亲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绝对不能和国民党打起来。考虑到“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而苏美英关系复杂,都不想打仗,国共两党间全面对抗的条件也不成熟,中共中央于8月23日正式决定提出包括要求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成立联合政府在内的紧急措施若干条,以便重开谈判。但事实上,中共中央对通过谈判争取联合政府并无任何幻想,毛泽东一面表示,由于美国的干预,“我们现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要准备相当长的时期都是“独裁加若干民主”;一面又说:我们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多半“都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主张作最坏的打算,准备“作城下之盟”,即准备放弃联合政府的要求,并准备必要时放弃长江以南的根据地,以便换取成立由自己领导的华北政治委员会,和取得在东北的优势地位。毛泽东就此解释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不得不和他搭伙,因为问题决定在美国,倒不决定于蒋介石。[59]

8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至此,中共中央除在报纸上仍有过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个别宣传之外,在实际政策上已经放弃了关于联合政府的要求。周恩来在谈判开始后不久就明确告诉国民党代表:中共为了两党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已经在政治方面作了重大让步,这包括: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国民党既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亦未打算在北方另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60]但是,正如毛泽东曾经估计到的那样,即使放弃联合政府的要求,放弃对长江以南根据地的控制,国民党也还是不能允许共产党取得对华北的自治和在东北占据优势。双方谈来谈去,除了蒋介石许诺可以允许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及国民大会,允许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外,两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因此,民盟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明确认为,放弃要求结束党治和要求联合政府这种让步形式,是不可取的。他们一再宣称:“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61]

重庆谈判没有实现中国的和平,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随着国民党军队大批开赴原本为共产党占优势的华北和先行进入的东北地区而愈演愈烈。为了设法阻止苏联利用中国的混乱扩大其势力范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5年底再度决心介入国共冲突,并派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作为自己的特使前来中国调停内战。面对这种情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王若飞明确提议:“支持民盟主张,先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去筹备自由普选的国大”。中共中央很快表示赞成。紧接着,杜鲁门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分别发表声明,主张中国废止一党训政,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党派代表参加,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共中央乘机重提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62]战后几个月间中共军事力量在华北和东北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使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要求组成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具有了更强有力的资本。

由于有马歇尔的干预,苏联大使的劝告,国共两党终于在1946年1月10日签署了停战协议,政治协商会议也于同时召开了。面对美国的压力和中共的强大实力,蒋介石已不能不同意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改组政府的问题了。甚至,国民党提出的“扩大政府组织方案”,试图坚持国民党人必须在政府中占有特定程度多数,国民党以外人士担任政府委员要由蒋介石提名,和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也因受到中共及民盟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在马歇尔的劝说下,国民党方面最终不得不作出重要让步,同意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人数不超过一半,各党派人士参加政府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且无须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蒋虽有否决权,但其否决之议案于复议时如有3/5以上出席委员赞成则否决无效,同时,凡重要决议须有2/3以上出席委员赞成才能通过。这一结果虽然与中共中央所希望的还“存在着距离”,但无疑打破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因而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因此相信这是“很大胜利”,相信“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并因此正式宣告:“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正式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并为此具体拟定了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人员名单,准备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为中共方面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人选,以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为行政院副院长和两个部及不管部的部长人选。[63]

政协决议的达成,国民党被迫同意改组政府,以及中共方面准备走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这一切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国际上美苏两国相互牵制,国内国共两党力量日趋接近在政治上的反映。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的结束和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成功呢?这个问题很快就开始困扰共产党人了。这不仅在于蒋介石于政协会议结束几天之后就开始反悔他所承诺的妥协,密谋推翻政协决议[64],而且也在于中共领导人对根据政协军事问题决议紧接着将要开始的整军谈判抱以严重的怀疑,担心交出军队是否真能换得政治民主化?2月10日,就在蒋介石扬言不赞成政协决议的当天,重庆国民党特务分子就在较场口对庆祝政协成功的民主党派人士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惨案。消息传来,毛泽东迅速开始对中共是否应当走法国式道路的问题表明了怀疑的态度。他断言:“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我们不能象法国共产党那样,交出军队到资产阶级的政府里去当部长。因为蒋介石绝不会把他的军队真正国家化,更不会真正实行政治的民主化,如果我们不逃脱,到头来很可能被消灭。[65]

一方面是蒋介石绝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体制,从此拖延和阻挠政府改组工作的进行;一方面是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的独裁本质,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66]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转眼之间就丧失了。蒋介石很快开始发动全面战争,必欲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毛泽东也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较量。这种结果无论在这时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看来,恐怕都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种选择。只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得到它所盼望已久的种种物质条件,今非昔比。战争的结果,共产党日益强大,而国民党日益衰弱。终于,毛泽东所盼望的那种“以我们为中心”来建立革命的联合政府的前途渐渐出现了。新的“联合政府”注定要成为排除蒋介石国民党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权。那种曾经被共产党人几乎视为必须经过的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计划,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

[1]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386页。

[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3页;《洛毛致周并告彭任电》,1937年3月1日;《苏区党代表大会》,1937年5月;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29页。

[3]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41,167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670页。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74,605,677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8—30页。

[5] 《毛泽东致德怀转克农电》,1936年1月20日。

[6] 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第四章。

[7] 《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677页。

[8] 《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10日。

[9] 《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12日。

[10]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迫问题的二十条意见致林伯渠电》,1944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693—696页。

[11] 《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谋团的谈话: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年6月22日,《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解放日报》,1944年7月7日;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43——244页。

[12]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二条意见书与委托林祖涵提的八条口头意见》,1944年6月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02—705页。

[13] 埃利奥特·罗斯福:《耳闻目睹》,纽约1946年版,第249—250页。

[14]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116—117,120,124—126,132,561,567—569页。

[15]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194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24页。

[16]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页。

[17] 《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1944年9月1日。

[18] 转见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罗清等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1—255页。

[19] 1938年1月,因得到国民党有意拉共产党代表加入政府的消息,共产国际专门电示中共中央:不应参加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据此明确决定不参加国民政府。转见《洛毛致朱彭任电》,1938年1月14日;《新华日报》,1938年1月18日。

[20] 谢伟思7月22日到延安,四天前,即7月18日,毛依然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他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的政府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我们的军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见《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11页。

[2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23页。

[22] 见《新华日报》,1944年9月17日。

[23]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573—574页。

[24] 《董必武关于参政会情况的报告》,1944年9月24日。

[25] 见《新华日报》,1944年10月17日;1945年2月13日;2月22日;《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121—122页。

[26] 毛泽东年谱》,第546—547页。

[27]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83页;《毛主席在党校的报告》,1944年10月25日,参见《毛泽东年谱》,第552—553页。

[28] 党史通讯》,第20—21期,1983年11月5日。

[29] 赫尔利在10月13日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明确认为,中国目前实际上还是一个独裁国家,有必要将其推向民主道路。并见《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659页。

[30] 《毛泽东年谱》,第552页。

[31] 《赫尔利带来之五条》,194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95——396页。

[32] 该五项协定中另外三条内容分别为: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延安协定草案》,194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93——394页。

[33]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99页;《毛泽东致罗斯福函》,1944年11月10日。

[3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第294页。

[35]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97—698页。

[36] 《周恩来致毛主席电》,1944年11月29日。

[37] 《毛泽东年谱》,第564页。

[38] 《王若飞致毛、周、董电》,1944年12月11日。

[39] 《毛泽东年谱》,第564—565页;《毛泽东在董必武报告上的批语》,1944年12月20日。

[40]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6日。

[41]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739—740页。

[4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432—434页;《周恩来致赫尔利将军的信》,1944年12月28日。

[43] 《中美关系资料》,第1辑,第139页。

[4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第294—295页。

[4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第297—298页。

[46] 《毛泽东年谱》,第572页。

[47] 《周恩来抵渝后的声明》,1945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88页。

[48] 《国共谈判文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第302—303页。

[49]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及参加政府的条件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90页。

[50] 《毛泽东年谱》,第576,579页。

[51] 《毛泽东年谱》,第583页;《解放日报》,1945年3月9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803—804页。

[52] 《毛泽东年谱》,第586—587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1056,1062—1063页。

[54]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

[55] 关于赫尔利的这次讲话,延安的《解放日报》于5月8日作了公开报道,这说明延安得到这一讲话内容的时间应不早于5月初。

[56] 《毛泽东年谱》,第608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807,810—813页。

[57] 《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1945年7月4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814—815页。

[58]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7页。

[5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49页;《毛泽东年谱》,第10—11,14页。

[60] 关于联合政府的继续宣传问题,自重庆谈判开始后三个月内,仅见于194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303页;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44—45页。

[61] 《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编》,第140页。

[62]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于11月28日首先提议美国应促使蒋介石同意召开党派代表会议实行改组政府,他们确信这是消弥中国内部冲突的重要途径。此后,杜鲁门及国务卿贝尔纳斯与马歇尔12月11日谈话时明确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希望中国成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联合的国民政府。《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745—746,767—769页;《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38页。

[63]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3—45,58—59,70—71页。

[64]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全集》,第37卷,第333—335页。

[65] 参见《毛泽东年谱》,第57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535,1159页。

本文由永利网址发布于现代文学,转载请注明出处:周恩来与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真相,赫尔利和蒋介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