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中条山会战为何败得那

  1935一1945年
  1935年8月1日,当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地方,正为会师后的军队到什么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而争论时,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自从1934年夏秋设在上海的党的中继站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后,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系中断了。此时无论是毛还是张对这一事态的进展都一无所知。直到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们到达陕西的六周后,毛才从林彪的叔叔,从莫斯科派回寻找前方党的领导人并汇报远方事态进展情况的林育英那儿听说了这件事。对林育英来说,找到毛等人就像他通过蒙古沙漠一样幸运。张国焘知道这件事还要晚些,是毛通过他设在保安与中央联系的电台有选择地告诉他的。
  王明之所以发表抗日宣言,是因为苏联对日采取了新政策。出于对日本陆海军扩张政策野心的担忧,斯大林确定苏联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蒋介石的中国和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联盟。这就要求苏联和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是1932年建立的),同时要求中国停止内战。为了促使这两点成为可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放弃自1927年以来建立独立政府的要求、大大地修改其社会政策,停止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的攻击与辱骂。
  毛泽东对中国奋起反抗日本的愿望比斯大林更为强烈。并且认为,唯有在全国统一战线的构架内才能更有效地对付日本人的进攻。他痛恨蒋介石和痛恨蒋的政策一样,因此想要寻求既能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但又不是以蒋作为这个战线的唯一领袖的方法。他选择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战线。他再次提出了1933年l月中共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宣言,即中共愿和一切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并要求国民党部队停止进攻苏区,给予他们“民主权利”和武装苏区民众。
  毛行动迅速,1935年12月底在陕北的一个贫瘠的村庄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决议着重表明: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①
  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使“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参加到反日斗争”中去成为可能。但他仍然把蒋介石视为敌人,把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日本“征服中国”的政策联在一起。
  这成了党的纲领。1936年,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向外宣传这一纲领。同时,毛和他的同僚们艰苦工作,为重建在长征中受到巨大损失的党和军队的力量而竭尽全力。他们采取了三个军事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和受蒋命令进攻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说服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向北与第一方面军会合。这三个行动都取得了成功,但在执行第三个军事行动过程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这一代价就是第四方面军在西征新疆时损失了三分之二。1936年7月,张国焘开始率领二、四方面军向北进军,但是他并不愿意和毛领导的部队会合,因此对于这一损失,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作为改组后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在某种程度上也负有责任,至少他对西征的战略目的是默认的。从军事上看,西征使一度辉煌的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从政治上看,张国焘本人的名声和权力彻底丧失了,当他最终回到延安时,受到了公开的批评。
  不久,共产党人就与围剿他们的地方军的指挥官缔结了互不侵犯的协定。这些地方军首领的背景和经历给了他们以很大的帮助。杨虎城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当共产党人在冯玉祥部活动时,他就是冯的助手。另一个就是张学良,他是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的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他和他军队中的大多数部下一祥,要求抗日,不愿剿共。经过在延安和西安的谈判,1936年春双方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并建立了贸易和电台的联系。
  1936年,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也变得更强硬了。但他仍然坚持首先要剿灭共产党。因此他对张、杨的行为极为恼火。这年的初秋,他派遣部分中央军进驻西北。12月他又飞抵西安,迫令张、杨剿共,并威胁,要不就将张、杨的部队调往中原,远离他们的地盘。
  蒋下榻于西安东部临潼依山而建的温泉——华清池。12月9日,由学生带领的示威队伍向临潼进发。要求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张学良告诉示威者,他本人同情他们,并公开向他们允诺:“在一周内给予明确答复”②。三天以后,军队根据张的命令捉拿了蒋介石。据说蒋是听到士兵在外面敲门时,穿着睡衣逃到山顶的一个小亭子里,后来如同一名囚犯被押到西安。
  共产党从没有说过要对这起事变负责任,他们事先并不知道此事。总之,根据他们的反应来看,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件事表示震惊。一开始,他们在保安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庆祝他们的头号敌人被捉,毛和其他领导人都谈到要处死蒋。然而,几天以后,他们变得冷静了,并准备释放蒋,以换取蒋消除对共产党的敌意,共同抗日,这一转变与莫斯科的压力有点关系(莫斯科方面可通过电台和保安联系),但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机会。
  12月16日,周恩来乘坐张提供的私人飞机飞抵西安。圣诞节那天,蒋被释放了。蒋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字,但为了促张放他走,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承诺(杨虎城怕蒋日后报复,并不赞成这样做)。张陪同蒋去了南京。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他立刻被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杨也受到迫害。1937年初,蒋解散了他的军队。他再也没有指挥权了。
  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以巩固周恩来通过外交手段取得的胜利。1937年2月,毛和他的同僚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放弃武装反蒋,苏区、红军与国统区、国民党军队合为一体,以换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积极开始准备抗日战争。这些建议没有被接受,但却开启了双方的正式谈判。在此后的四个月中,周恩来和蒋介石会谈了五次,并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双方达成了几项正式协议。这祥,共产党同意停止武装反蒋,停止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番号并使之在中央政府的指挥之下,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国民党也允许共产党在几个城市设立办事处,可发行全国性报纸,指定代表参加国民党的咨询机构。他们也同意给共产党相当大的补贴。根据这些协议,陕北根据地变成中华民国的陕甘宁边区并拥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红军变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新四军是由长征开始后留在江西的幸存的一部分部队组成。——原注)
  长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病得很厉害。据说他患了伤寒而且很重,当他到达陕西时,已病得不能骑马或走路了。病好后,他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代主任(这是在1936年红一军团到达陕西后由毛泽东和彭德怀指定的)。这是提拔,也是他在此后十六年一直从事的工作。他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以后的十六年中,他的名字传遍全党和全军,并且表明他有资格成为一名国家的领导人。
  在这一阶段,邓既是一名政治军人,同时又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作为一名政治军人,他的工作是确保军队响应政治教育和训练。作为一名军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确保党了解军队实际,而不会对军队要求太多或太少。后来,这项工作都由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军官负责。然而,在30年代和40年代,它通常是由党内级别很高的干部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曾在某一时期担任过红军的政委。像毛一样,邓认为这一工作所扮演的双重角色非常适合他。他的经验使得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又使得他很适合军队生活。
  红军和八路军这一政治军事体系,从军到师,每一级都是由政委和政治部组成的。在每一级中,政委在党内排列的地位明显高于军事指挥官。政委也拥有最高的权力,政委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和指示。除了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外,军事指挥官的命令必须在政委的连署下才能生效。
  作为一名政治军人,负责的范围很广,从其部队所有党员的“政治意识”、政治觉悟到整个部队的士气与福利,都由政委负责。他不但要组织部队的运动会,还要对党员们说明党的决议和指示的重要性。他也要负责安排大多数文盲士兵的文化基础教育。在军队之外他有责任争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37年以前,地主始终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即使有时会留一小块土地给他们耕种,以自食其力,而没收分发他们的浮财包括房子则是正当的行动。然而,军队不可能单靠强征来维持,他们必须和一般农民维持良好关系,这祥才会有人愿意卖给他们一些牲口、粮食或补给品。在红军势力尚不稳固的地区,这项民众工作尤为重要。有些农民害怕与共产党合作,因担心会遭致卷土重来的地主、国民党军队和官员的报复。
  中日战争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持续了八年。战争之初,共产党仅拥有一块根据地,且远在西北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战争结束时,他们建立了十九块根据地,是原来陕甘宁根据地的十二倍多,而且拥有近一亿的人口。就像当年江西根据地那样,这些新根据地也有核心与外围之分,每一块根据地至少有一个核心区由共产党控制。在华北,西起陕甘宁东至山东半岛的顶端,十二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仅有两块根据地是完全孤立的:一块是远处南方海南岛的山区;另一块在香港和广州之间的珠江三角洲一带。
  军队和党的壮大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根据地的扩展。1937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兵力大约五万人,到1945年春,它已经增加到将近九十万人。1937年,中共党员大约有四万人,而且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1945年春已经扩大为一百二十万人,并且遍布全国各地。
  所有新的根据地,全部的或部分的,都处于日军敌后。这是共产党在战争开始时采取的一项战略。1937年,几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主张八路军以完整的师或旅与国民党军队密切配合,对日军进行运动战。新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竭力反对这种主张。在1937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坚持认为,日军总的来说比红军与之战斗了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更难对付。采取运动战会使弱小的八路军过早地暴露自己以至彼日寇消灭。主张展开运动战的一些人则担心,单纯进行游击战会招致别人对共产党的责难,会说共产党要求抗日的全部勇气只表现在语言上,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毛泽东主张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但“基本上”应以游击战为主。
  建立根据地的过程是很艰苦的,而且经受了许多挫折。开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山区,但后来在华北可原的许多地方也建立了根据地。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创建根据地首先是建立稳固的军事控制。一旦部队站稳脚跟,党就着手把新占领的地区转变为根据地。接着通常是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政权机构。这一机构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建立一个村一级或更高一级的协商和执行委员会。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党通过鼓励党员参加选举,确保执行委员会成员中的多数都能执行党支部的指示,下步通常要做的是改善当地穷人的命运,主要是削减地方权势人物的财富和权力。在此期间,颁布了三个原则文件: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减租条例要求减租25%,这个比率曾经是孙中山的誓言。在存粮耗尽的春荒之时,不仅利息被大大地削减了,最后连许多贫衣颁以生存的借贷也被停止了。但是有时税的份量却大大地累进了。
  在根据地共产党从没有忽视社会鼓动和爱国宣传。日军的入侵,中国民众有序的安宁生活直接或间接地遭到了破坏。而共产党成功地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是,保证人民过有序的安宁生活,并且和人民大众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对此,许多日本人和国民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承认的。
  在华北有四个由一块或几块根据地组成的边区,这些地跨二至四个省份的边区,有他们自己的政府及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参议会。在通常情况下,党员在这些机构中占多数,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地方参议会的权力和地位高于一般的行政官员。蒋介石唯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陕甘宁边区,那是例外。
  邓小平没有参加那次制定战略战术的会议,但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就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这佯,1937年秋天,他被派往位于山西东北部遍布佛教、喇嘛寺庙的五台山。他到那儿时,由林彪指挥的115师在一个狭窄谷道伏击和重创了日本侵略军一个师的辎重补给部队,这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虽然没有俘虏,没有缴获很多武器,但却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声望。
  1938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129师政治委员,接替已经去世的那位同志。邓在129师一直工作到战争(邓小平是接替129师原政委张浩的,张浩当时只是生病没有去世。——译注)结束。这个师大约有一万三千兵力,主要是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的余部组成。因此该师的士气可能要比八路军其他两个师低。
  这个师的师长是刘伯承,和邓同乡,也是四川人,是个终身职业军人。他生干1892年,比邓大十二岁。二十年代初,在他参加共产党前,是个川军军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他被党派往苏联,在红军学院学习了三年。长征时任红一军参谋长。在战术问题上,他没有和其他指挥员特别是林彪、彭德怀发生争论。他一只眼睛失明,所以总是带著一副眼镜。他是军人中的军人,深受部下爱戴,他似乎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不愿过问政抬。他和邓合作得很好。多少年后邓在官方出版的他的传记中说,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这一点也不错,“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③。
  位于山西东南的太行山,“山高势险”,“易守难攻”④。邓到129师时,该师已深入到太行山区。事实上日本人并没有企图进攻太行山。1937年11月攻占省会太原后,日本人集中设防于从北、南、东通往太原的铁路线。依托山区,刘邓开始建立根据地,并考虑如何处理日军侵略后山西省的形势。当时,省主席已经跑了,地方政府也已瓦解,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的逃兵。
  在此后的两年中,也就是1938年和1939年,刘邓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避免同日军遭遇。他们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并且在山西的中部山区创建了另一个根据地。随后又在日本人控制的平汉铁路以东的华北平原上建立了两块根据地。在各个根据地,他们招募和训练了两种后备军:一种是脱产的地方部队,但就在当地活动;另一种是半脱产的民兵,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这些地方武装也为129师提供了兵源。
  1940年,刘邓发动攻势,首先抗击国民党军,然后抗击日本侵略军。3月他们抗击了进犯太行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这些军队奉蒋介石之命试图在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以外的许多地方重建国民党政权。刘邓击退了他们,然后又击退了配合中央军行动的地方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这些胜利在边区内外给他们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刘邓的胜利也为在山西的所有共产党指挥员抗击日军侵略创造了条件。不管有无延安毛的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他们制定了攻击华北铁路沿线日军据点的计划,并且封锁和分割了日军占领的铁路线。这个攻击计划在8月底开始实施,持续了三个多月。开始时共产党投入了二十二个团,大约四万人的兵力,后来当战役规模扩大到包括进攻其他日本驻军,以及日军开始发动反攻时,中国共产党投入的兵力增加了五倍。
  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它产生了双重的后果。百团大战导致山西、河北日军的通信中断了几个星期,中共部队占领了几个城镇。当许多坏消息(自从1938年秋日本人占领汉口和广州后,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和华南一直处于守势)充斥一时的时候,它使得全国的民心为之一振。但是,它也把八路军的实力暴露给了日军,日军必然要报复。同时也把自己暴露给了国民党,使国民党了解到共产党在根据地和军队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宣传这一战役时,反应不佳。据传,他对这次战役行动大为不满。此役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比原计划提前十天下达了战斗命令,因此没有征得延安方面的同意。这一做法令毛很生气。毛认为像彭以及其他有关人包括邓在内,在战役第一阶段取得成功后扩大战役规模,投入二十万兵力实施中心进攻是过于鲁莽。彭还写道,当我们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发给他一封贺电。但这封贺电可能是庆贺他们第一阶段取得的胜利。五年后,1945年夏天,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还是因此事受到了批评。今天对百团大战是肯定的。在官方出版的邓的传记中关于此战役有两句话:
  “同年8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所部38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529次,给日、伪军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不过,接下去的第一句话却是:“1941年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⑤。文中并没有把这种转变归咎于这次战役,但也没有作其他任何解释。
  随后的两年,对华北所有的根据地来说的确是最困难的两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并没有减少他们在中国的军队,反而决定要消灭根据地内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在“杀光、烧光、抢光”的军令下,日军在扫荡地区一次呆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不管你是共产党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一律格杀勿论。日军在这些地区进行多次大屠杀,把田里的庄稼放火烧掉,储藏的食物不是被毁就是被抢,到了1942年底,华北平原地区的根据地,包括129师创建的两块,已经没有共产党控制的任何武装了。在山区,共产党在百团大战中占领的许多城镇也丢失了。
  正是生活在山西东部荒秃的山区的这个时期,最先构成了邓小平成熟形象的清晰画面。他的一些演说与文章,开始出现在中共公布的档案记录中。从他留学法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许多有关他的轶闻故事。
  邓的个头不高,大约在他前往法国留学时,就已经不再长高了。身高只有五英尺,他称这是因为他在那儿吃不饱的缘故。但更确切地说是因为遗传。他的父亲个头就不高,他孩子没有一个是高个头的。他还不到中年时就很粗壮,脖子虽短,肩却很宽,脸盘宽而方,坚毅的下颏和有一双上比大多数中国人更为深邃的眼睛。
  和许多个头不高的人一样,邓动作敏捷,精力特别旺盛,身体也很好,除了在长征结束时患过一次伤寒外,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即使在广西和山西那些地方病流行的地区生活也从未生过病。在口些场合,他不像周恩来而像毛泽东那样烟瘾很大。但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抽烟给他带来什么副作用。
  邓总是在迅速采取行动之前,作一番审慎的思考。而且只有在下级对某些决策拖着不办时,他才会公开表示不满。
  邓天资聪明。在他后来多次谈到教育时,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在十六岁时就中断学业表示遗憾。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与军事分析家。不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他的报告都很清楚、有条理。在《邓选》第一卷中收有九篇他40年代初期的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虽然很平铺直叙,并且有些平淡,但却很有说服力。这表明邓思想坚定,能很好地抓住论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他重视事实和数字,并且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贸易税收方面的专家,而这些是他从未涉及过的。但是,对于129师在1941年开辟的根据地,以及他和刘伯承在这些根据地上所建立的边区政府的生存,却是生死悠关的。他处理所有经济工作的原则是:“限制过去残酷剥削的程度……但鼓励资本主义生产,这在目前对发展国民经济是有益的。”他的这段话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他对(根据原文译出。——译注)“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委婉其词;第二,他在“有益的”前面加上“目前”这个词,这就清楚地说明共产主义并不会永远容忍资本主义。
  1943年初,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开始减轻。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向外发展,除了恢复老革命根据地之外,还开辟了新根据地,特别是在山东。邓在指导这一进程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1943年下半年,彭德怀、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三位华北根据地的高级指挥员奉命回延安,邓接替彭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同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指挥大约三十万正规军和许多地方部队。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攻势。它主要有两个企图:打通贯穿(英语“Ichigo”是日语音译,有“一回合”等意思。中共中央党校李践为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译为“一号作战”。此处选择“一号作战”。——译注)中国南北和西南的重要铁路交通线,以减轻日军对海上交通的依赖。美国这时对日军海上交通的攻击已经愈来愈频繁;占领西南的机场,因为美国飞虎队飞机对该机场的利用越来越多。4月,日军的攻势从河南开始,夏秋间又延续到湖南、广西。在美国陈纳德将军第14航空大队的支持下,中国军队在湖南一些地方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其他地方没有抵抗。到了11月,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被肃清了。机场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的军队损失惨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惨遭屠杀。日军这场攻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暴露出,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大为降低。同时,它的中央政府也已经变得腐败和内讧不断。这对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构成了很大的打击,尤其是在国内,国民的信心也同样受到巨大的打击。到1944年底,引证劳埃德·依特曼教授的话说,中国已经成为这祥一个国家:“经济产品贫乏,通货膨胀加剧,在日本人面前军队倒霉,政府腐败,政治不满充满于社会的各个角落”⑥。
  在“一号作战”攻势期间,共产党集中力量巩固他们在华北和华东的根据地。他们没有发起进攻以减轻蒋介石军队的压力,但也谨防攻势会波及到国民党势力已崩溃的地区,例如河南。邓的主要任务是在华北根据地打击日军的一些非主要性进攻,在根据地内坚持实施既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特别是减租减息。到1945中春,他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已经发展到约五十万人,他成为(抗日战争胜利时,邓小平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约三十万人。——译注)这一方土地上的一位头面人物。
  在1945年夏之前,邓小平曾经两次到过延安:一次是1938年9月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另一次是1939年7月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不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叫浦琼英(后来改名卓琳),云南火腿大王的女儿。1937年她作为北平的一名学生从北平来到延安。她比邓小平小十二岁。现在他们相伴已经五十四年。她年轻时身材苗条,有着一张瓜子脸,中年就发福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就在邓小平留在山区这段时期,毛泽东从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变成了党的领袖。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藉此,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他的“思想”,被尊奉为党的指导一切工作的新的准绳。他既获得了一个正式的权位同时又获得了思想上的祟高地位,这连斯大林也是望尘莫及的。
  毛的正式崛起只不过是扩大了他的权力和声望。早在1936年初,他在书记处排在洛甫、博古、周恩来之后时,他的权力就比他们任何人都大。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人会见了埃德加·斯诺。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他不可能走得很远。因此,1937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对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王稼祥曾在遵义第一个表态支持毛泽东,后来他去了莫斯科治病。1937年7月王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称毛为“中国人民的领袖”⑦。
  虽然季米特洛夫肯定了毛的地位,但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这一年里,毛的日子并不好过。1937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三个政治局委员王明、康生、陈云回到了中国,1938年11月延安第一次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主要反映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主张。通过这一年毛发现他和王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即在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是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呢?还是一味地妥协退让?王明的口号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能说会道而且狂妄自负。1931年在上海时,他撰写和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表明了留苏派的完整的政治纲领,并且成为当时控制中央局的博古和洛甫的参考手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回到莫斯科后,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完全有权力以党的名义发表1935年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
  由于这一原因,在王回来后大约半年时间内,毛成为“少数派,有时完全被孤立”⑧,后来形势变化主要因为王的政治幼稚。他不是呆在延安,这儿他既可以影响其他领导人又可以和莫斯科保持联系,而时选择了1938年夏去武汉,卷入和国民党将领以及政客们辩论关于能不能组织民众像西班牙共和国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城市问题。当他回到延安后,发觉政治局中已没有他发言的权利了。政治局请他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主旨报告,但是后又拒绝他的草稿而由毛替代他作报告。
  这样,王明这颗明星很快暗淡了。在随后召开的纠正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中央委员会上⑨,他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撰写了许多文章在党报上发表。但是这一职务后又以适当理由为周恩来所替代。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自由撰稿人。在1945年和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重新入选中央委员会,但其地位已经很低了。60年代他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公开批判。可能是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逃往苏联,饱受背井离乡之苦,70年代死在那里。
  毛在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牢固之后,着手加强理论地位。在这个领域,此时他在党内的影响仍然很大,也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按照后来的情况,毛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析是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阶段和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毛把中国革命的前社会主义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至1918年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第二个阶段其社会待征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求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他称第二个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并着手给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下了恰如其分的定义。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后来制定了进一步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1945年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
  在谈到党和社会的问题时,毛协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他的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正如他所写的: 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⑩
  群众路线有两个根源:中国千年的传统和非中国的卢梭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毛在综合这几种观点时强调党的作用,并使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是,他坚定地把群众观点看作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制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义遵循的要素揉进到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之中。(根据原又译出。——译注)
  为了清除王明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代之以自己的观点,1942年2月毛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此后的两年中遍及各个根据地。他选择了三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予以批评,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他的思想中,这第一、二个问题都有双重表现。例如主观主义就体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运动正式结束时没有人被点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被认定为教条主义。
  整风运动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和3O年代初期留苏派在各根据地进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长的会议常常陷于非常紧张和不愉快之中,被称为“斗争会”。1937年战争爆发后有几个文化人从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后都承认犯有错误。但有一个作家写了讽刺杂文批评了延安的说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进监狱,几年以后被秘密处死。对于他的死,康生要负责任。康生曾在苏联受过特种训练,和毛1939年结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识多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当康生企图把党员在抢救运动中的缺点写进档案时,毛制止了。二十五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给予康生以很大的权利。自从1939年回延安后,邓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他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四十四名委员及三十三位候补委员中他排在第二十八位。或许因为他没有亲自参加七大,因而无法让与会代表深刻地了解他。因此中央委员会的这项排名,与他1943年以后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他随后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与毛对他才能的评价及与他的同伴相比,亦不相称。
  注释:
  ①《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23日)。
  ②本杰明·扬著:《从革命到政治》第224页。
  ③《邓小平传略》第14页。
  ④同上书,第11页。
  ⑤同上书,第12页。
  ⑥《剑桥史》第13卷,第608页。
  ⑦肯培:《遵义会议与毛权力的进一步崛起》。
  ⑧同上书,第131页。
  ⑨《邓小平画册》第65页标题。
  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9页。

  1945——1952年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必然地又一次产生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并且这一次更远远胜过抗战以前,那么,这场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内战吗?
  一方面,在日本人投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斗争双方都以声明及行动表明了各自态度,即双方都准备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建立,或者说是表面上建立一个组织机构,在此机构中双方的斗争表现为政治上的较量。推动他们这么做的力量是强大的。在经历了数百万人死亡(原文如此。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
  亡人数在三千五百万人以上——译注的八年抗日战争以及将近三十年的国内武装斗争之后,国内的各个阶级都深深地厌战了。美国人非常希望和平,他们准备通过施加压力也通过他们的斡旋来获取和平,而国民党像在抗战期间一样,追切需要美国人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予以支持。俄国人的军队在1945年8月间已占领了满洲,他们也希望和平,以避免面临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政治选择的尴尬。并促使美国人尽快撤军。此外,双方想避免内战,也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共产党并不能保证能在这祥的战争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是有把握取胜。就国民党一面而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不仅仅是恢复其在日本占领区的权力,还包括重建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另一方面,双方彼此对对方都缺乏信任。更深层的原因是,双方都不能在自己的理想体制中容忍对方。因此,一旦权力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谅解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就马上会被打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只要共产党手中掌握着武装力量,如果他们下决心战斗,那就谁都无法阻止他们这么做。尽管内战不一定马上爆发,但那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一结局是很难避免的。
  实际情况是,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曾经有两个阶段的严肃的谈判。第一个阶段是从1945年的8月到10月,当时在美国人的敦促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后者有周恩来的支持)在重庆就双方存在争议的各种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谈判。国、共双方力量都竞争尽早抢占满洲地区,总的看捷足先登者将得到俄国人更多的帮助,这就是谈判的背景。双方都作了让步,从共产党一方来看,他们放弃了让蒋介石建立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同意从他们十九个根据地中让出九个。但是,还有一点是很难解决的,那就是其他十个共产党根据地未来的管理方式问题。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允许这十个位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根据地并入国民政府,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10月份毛返回延安的时候,这一点仍悬而未决,而且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个阶段谈判是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被派往中国,他极力为停战做工作,并积极促进双方政治及军事上的和解。开始阶段,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在1946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成立了由三方组成的休战监督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还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协议。其中一个军事协议表明,三方委员会制订出了一个计划以达到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并未能延续下去。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并没有一种至高的权威力量来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第二个原因是由谁来掌管共产党的北方根据地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第三个原因则是,共产党加紧占领那些苏军刚刚撤出的城市,而国民党则是派军队驱逐对方,这样在满洲地区3月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那时起,违背停火协议的事便屡屡发生。马歇尔曾组织安排了6月初在满洲两周的休战,但在停火期间的谈判中,对一些最本质的也是最实际的问题未能达成一致。7月初,蒋介石在做了几个月的反共全面进攻的准备后,下达命令发动了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刘伯承与邓小平依旧搭档共事。早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刘邓部队就投入了战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们的边区(或者用肩来更普遍的称呼叫做解放区)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他们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武装的进攻。
  第一次战役是打阎锡山——他从194O年起就是刘邓的对手。1945年9月,阎锡山打算恢复其山西省省主席的权势。所以他准备收复共产党在山西省东部及中部的根据地,包括太行和太岳地区。刘和邓早有准备对付阎锡山武装,根据毛的传统路线,他们诱敌深入至山区。各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几个师。这次战斗共捕获两万多俘虏,其中还包括许多高级军官。这场战役表明,八路军的部队能够对付并且战胜国民党的大兵团。同时,也教训了蒋介石,这就是说如果想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任何他们在谈判桌上不准备放弃的领土,就必须全力以战。
  第二场战役几乎紧接着就爆发了,四万国民党部队试图沿平汉路穿过共产党解放区的心脏地带向北推进。第一次战斗是在邯郸,这是平汉路边的一个大城市,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在其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开启了日后国民党军队大批投向共产党的先例。其余的军队在溃退中也很快被包围并被迫投降。这场战役告诉蒋介石,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控制区内进行战略行动。毛泽东并不想掩饰这一点,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不久,他马上指出: “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内加紧实施阶级斗争。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地主及放债者——他们常常也是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地的党支部并没有动员那些佃户和借债者去骚扰那些富人。然而现在,毛号召要普遍动员起来,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他指出,“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并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的话“矫枉必须过正”①。地主已经成为了“斗争对象”。至于斗争的目的,1946年5月党的一份指令中曾指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减租运动应该发展为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包括他们的房子。命令中谈到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从温和地劝说出售土地到强行没收。在当时的环境下,随着内战的日渐紧迫,大部分地方党的领导选择了比较强硬的作法。许多地方地主被揪到群众大会上,让群众对他们进行斗争,指责他们苛待农民的种种恶行,然后对他们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其大部分财产。这表明了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们一贯的社会职责,即斗争的目的一是为了打击农村统治阶级的力量,破坏他们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使农业社会的贫苦大众成为党和军队牢固的后盾。但是第二个目的并未获得普遍的成功;许多农民害怕一旦军事形势发生变化而重新落到国民党手中,他们会受到报复,另一些农民则不愿意为了支持党和军队离开他们刚刚获得的一小片土地,而去面对严酷且危险的军事服务。
  邓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地主的兄弟(在广安县,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去世后,他的二弟邓蜀平接管了他父亲的土地)。1933年在江西,邓曾反对强行没收地主和富农们的财产。但现在却没什么迹象表明他对新政策有所怀疑。恰恰相反,作为政治委员,他需要征兵充实队伍。有关文献表明,在解放区,党相信其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不管怎样,邓从未怀疑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土地政革应该是党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就是内战的第一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争爆发前夕更名为人民解放军。整个武装力量分成四个野战军,在除满洲之外的全国各个地方展开了防御战。林彪统帅的野战军,几次从靠近苏联边境的森林及山区地带出击、逐步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另一支野战军掌握着南部前线的至关重要的防区。这条防线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坏,国民党就能够包围它东面的另一支野战军,同时巩固从北平到满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在山东西部,也就是在黄河南岸由东向西的铁路线两侧,刘邓部队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他们重创敌人,他们本身伤亡并不重但还是作了不少退却。1947年1月,国民党占领了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华北平原三十五个县中的二十四个县。当年夏天,刘邓被迫退至黄河以北。在其他地区,共产党也遇到了挫折。在华东,国民党发起了大举进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国民党攻下。毛及党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于陕北光秃秃的黄土山区。
  因此,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情况是严峻的。但是地图并没有告诉人们全部的故事,它没能显示出在这一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伤亡人数呈1O:3之比;没能显示出国民党部队纪律涣散、道德沦丧。在战区中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只能作为驻守军队,不能用作进攻。在毛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的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加速,国民党政客和政府部门处处蔓延着腐败与投机现象。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来说,出于对这种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反抗,人们谴责国民党远甚于共产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运动正在不断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毛作出了关键性的决定,共产党应该发起战略性的反攻。在1947年9月的一个指示中他对这项决定作了说明,他这样写道: “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地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②这段文字很有说服力,但事实上风险也很大。尽管有军事的、政治的许多困难,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同时加紧了他们在华东和西北部的进攻。此外,“外线作战”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产党军队面临被封锁、包围甚至消灭的危险。
  率先发动反攻的任务落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当时毛已作出反攻的决定,但上面说到的指示是在两个多月以后才发布的),刘、邓指挥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向国民党发起进攻。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消灭敌人五万人,四个师的国民党军队被俘。接下来刘邓大军发动第二次突袭,他(鲁西南战役共歼灭敌人5.6万余人。俘虏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中将宋瑞珂,整编第七师中将陈颐鼎、第五十五师中将副师长理明亚、第七十师少将副师长罗哲东、第六十六师参谋长郭雨林等高级将官多名。——译注)们向南挺进,直插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大别山区,深入到了国统区的内部。他们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千里跃进,屡遭艰险,尤其是穿越危险的黄泛区沼泽地,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抢渡淮河,终于在8月底到达了大别山区。
  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有几段话对于接下来几个月艰难的日子作了充满感情的描述: “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少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于是,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邓小平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精干队伍在大别山顽强坚持。邓小平激励部队说: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夜以继日地同敌军周旋。”③这段文字显然是根据参与当时战斗的战士的回忆写成的,邓本人很可能也对这段文字作了修饰,所以它很明确地指出,如果当时邓的部队被打败,那么毛发动的这一大胆的行动,就有可能要失败,甚至导致解放军的砌底失败。最困难的要算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那段时间,曾领军追剿邓的红七军、现任蒋介石代理参谋长的白崇禧从华东和西北战区抽调了二十万军队开往大别山区。邓小平率领部队在大别山艰苦奋斗。
  转机到1948年春天才来到,其他的共产党部队防线进入黄河与大别山区之间的空间。这时邓小平才能离开大别山区进军豫北。5月份,他在那里被任命为党的中原局第一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的政治委员,仍然同刘伯承并肩作战。
  邓是在这场战争的一个停滞阶段被任命担任上述职务的。国共双方都想停下来作一番休整。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不太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毛同他还有其他人就战略计划曾有过的几次会谈,在其中一次谈话时有人劝阻毛不要命令华东野战军直接跨过长江。
  也是在这段时间,由于整个冬天处在陕西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毛的身体感到不适,斯大林邀请他去莫斯科进行治疗,毛谢绝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接受邀请他就至少要离开中国几周的时间,但这正是国内战争达到高潮,共产党第一次考虑有可能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关键时刻。不管怎么说,毛有理由怀疑这一邀请潜在的动机。从1927年起,在涉及到中国国共双方的有关决定中,斯大林似乎一直更偏向国民党一方,从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从抗日战争期间苏方军事力量的投入,从1945年和1946年在满洲地区苏联对国共双方军队的援助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毛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斯大林企图就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目标盘问他,并觉得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将会冲击苏联的政治地理利益。
  不管毛怎样怀疑,他很快认识到斯大林的观点发生了变化。1948年夏天,苏联政治局的资深委员安·米高扬秘密访问了当时设在河北山区的中共中央。这次访问在中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在苏联也是直到70年代初期毛泽东有关这次访问的一个谈话内容被披露,这才被外界所知。人们从几个公开渠道可以了解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聂荣臻回忆录。聂回忆说,当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取道大连(这当时是苏联空军在满洲的一个基地)抵达中国,要他“亲自和毛泽东同志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聂评论道:“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④事实上,米高扬认为,中国共产党全力争取内战全面胜利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将导致美国人的干涉,他们一旦支持国民党,将会给世界力量对比,也给共产党本身带来许多严重后果,因此,中共的正确方针应该是放弃进军长江以南地区、维持自己对北半个中国的政权。米高扬受到抵制和质询。后来在谈到这段特殊的插曲时,毛泽东曾轻蔑他说,他拒终了米高扬的这些分析和建议⑤。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间的三大战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成败。这三大战役每一次都是由共产党发动进攻并且每一次也都是以共产党的势不可挡的胜制而告终。他们最后完全消灭了东北和华北及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将近一百五十余万的国民党军队被歼或被俘。
  1948年11月上旬到1949年1月中旬,在中国中部地区、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海战役中,邓小平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之一。在这个战役中,共产党调动了包括刘伯承部队在内的两个野战军及一些地方部队,并组成总前委统一领导。而邓小平正是这个总前委的书记,也就是实际负责人。在这一战役中,共产党派出了大约三十万的军队*并得到了民工
  *原文如此。实际为六十万军队。——译注的支援。邓小平的官方传记称,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余万人。他们运送弹药和物资,挖战壕(这些战壕用来阻陷国民党所使用的成千上万的包括坦克在内的车辆)。国民党一方则投入了几个兵团将近十万的兵力。(原文如此。实际为近八十万军队。——译注)
  江苏徐州,是位于铁路干线枢纽的一个城市,国民党的两位主要将领刘峙和杜聿明及其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在徐州的东部、西南部和西部进行了四次重要战斗。在的三次战斗中,每一次国民党军队都有大约十万人被歼灭。第四次战斗中,又有两个兵团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这四场战斗中,共产党的策略是当国民党军队轻率地离开其据点来到开阔的乡村时就包围他们。一些国民党部队坚持抵抗直到弹尽粮绝,另一些则在严酷战斗刚一开始就马上投降了。国民党军队一度完全掌握制空权,但却无法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重创共产党军队,也不能向被包围的部队补充充分的食品与弹药。尽管这场战役是在开阔的平原地区展开,并且在冬季土地冻得很坚硬,国民党也没能有效地利用装甲部队。
  蒋介石本人常常对作战计划进行干预。但这只能给他的战地指挥官们造成混乱。更何况后勤供应短缺,情报失灵及通讯系统不完善已经严重地妨碍了他们的指挥。他们一再遭到袭击,而且被迫在共产党挑选的时间与地点作战。他们为其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杜聿明和另一个兵团司令被俘,另外两个兵团司令则被打阮。一共大约五十五万国民党军队被消灭。
  这次国民党的巨大的失败意味着共产党打开了通往南方之路,也意味着和谈的条件将由共产党说了算。在淮海战场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投降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就此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国民党全面投降,这包括废除国民党政府,惩办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战争罪犯”,将国民党武装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及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取代“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落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此后却马上放碎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原来的副总统李宗仁——北伐的幸存者之一,同时也是很少的几个在抗日战争中曾打过胜仗的国民党将军之一——成了代总统并且开始与北平的共产党谈判,而这时北平已落人共产党的手中。但是共产党毫不让步。4月,李宗仁的谈判代表不得不带着一份和平协议草案回到南京,这一草案还是包含了原来的所有那些条件。4月20日李宗仁拒绝了和议草案。第二天共产党对此作出了回答,他们在数百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
  林彪的野战军从东北南下,但是在湖南受到了白崇禧的牵制达三个月之久。除此之外只有极少数的有组织的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坚持抵抗。李宗仁以广东为基地,努力想重整旗鼓。可他发现他的努力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暗中破坏。蒋认为保存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将其撤到台湾。尽管蒋在形式上退休了,可是利用其国民党政客和军官的所有老关系,又在一边建立了一个司令部,组织调动了大约五十万的部队,大部分的海军及空军力量及中国全部的黄金与外汇储备。蒋介石指望,由于欧洲的冷战,美国的反共情绪日益强烈,因此不会允许共产党攻入台湾。更长远的看,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他也许能反攻大陆。
  刘邓野战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又打了两个重大战役。在第一个战役中,他们攻下了南京,占领了长江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对于邓而言,这应该意味着战争生涯的结束。党曾计划让邓负责华东地区的政治工作,并且已经任命他担任党的华东局书记,华东地区曾是前国民党的中心。
  但是到了7月份,这个计划发生了变化。当时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封锁的危险”(指美国的军事干涉)已经消退,他们决心继续攻克国民党占据的最后地盘。随之决定邓小平继续留在刘伯承的野战军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于10月上旬离开北京前往湖南,他们的队伍同时也向那儿开拔。刘和邓是乘火车去的,这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尚不习惯的豪华享受,在离湘江不远的一个地方他们赶上了自己的部队。1934年11月份红一方面军就是在那附近陷入埋伏的。
  二野这次的任务是解放西南。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快。尽管国民党还以重庆和成都作为他们坚守大陆政权的最后堡垒,在四川及另外几个地方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战斗,几位国民党军官带着他们的部队纷纷投向共产党,还有两个省的地方长官也投了降。同年12月共产党军队进驻重庆。很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邓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二十九年前年轻的邓小平离开了这座城市赴法国学习,并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邓会注意到这座城市在过去的岁月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受到日本人的轰炸又遭受了多么大的破坏。邓一定看到了这些,因为他就要上任重庆市市长了,他有责任使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邓这样老的资(此处有误。邓小平当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译注)历,如果不是他本人自己坚持,是不会任命他去做这项艰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的近七百名代表参加的会议,制订了《共同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蓝图。根据纲领,中国共分为六个大区,其中四个大区都由各区的军事与行政委员会管理,邓小平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任主席。邓同时还是西南军区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这后一个职务最为重要,这使邓的职务高过了刘伯承和西南地区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区的所有党政军机构,并就该区所有事务直接向北京党中央书记处负责。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康四个省,这四个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遭到了很大破坏,先是军阀统治,接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又把它作为主要的征兵征税基地。贵州贫穷多山,位于缅甸(有许多国民党残兵败将在缅甸避难)和印度支那边缘的云南省也是这样。西康从种族上或自然地理上讲是西藏的一部分。在四个省里,尤其是云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区住着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他们过去一直认为汉人是他们的敌人。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将近一亿五千万,面积约五十万平方公里。
  邓小平、刘怕承与他们的同事为自己制订了三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秩序,促进经济复苏,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军阀主义遗毒,以及这个地区地理上及种族上的种种特殊情况,使这三项任务完成起来却相当困难,山区里活动着各种武装士匪,其中包括不少前国民党残余部队。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尤其是贵州和云南,人们常以此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区以外,其他的地方通讯条件十分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寿命很短。然而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解放军清剿了这一地区的土匪,并以北方根据地为榜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由于在此之前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只建立过临时根据地,同时部队里只有少数干部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所以国民党的不少管理人员被继续留用,另外又从当地中学和大学新毕业的学生中吸收了一些充实新的干部队伍。
  要想促进经济复苏,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以及抑制通货膨胀。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只能从两方面着手,就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抑制需求就是通过发行公债积极鼓励储蓄。同时,强制所有企、事业单位,各种行政、军事机构将手中的现金存到新建的中国人民银行去,这祥就限制了私人银行的贷款能力。从供给的一方面看,在恢复了交通之后,成立了国有公司,经营食品和农业产品的批发贸易。在新的政治气候下,这些措施的采纳势在必行,并且很快地产生了效果。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到1951年已经骤然下降到20%,至1952年进一步降至1O%以下。
  在四川,邓童年时代发生的“保路运动”虽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但是并没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铁路。1949年在整个四川省仍旧还没有一公里的标准铁轨。在公开记录中,并没有什么能够表明邓小平、刘伯承这两个四川人觉得这是他们故乡的一种耻辱。不过,他们两人进入四川后很快就决定从并不宽裕的经费中拨款用以修建从重庆到成都的一段三百英里的铁路线。这段铁路在1952年7月,也就是邓即将离开这一地区之前正式启用了。在这个铁路开通典礼那天所拍摄的三张照片被收录到邓小平的官方传记里,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为自己参与完成的这项事业而骄傲。
  在三大任务中,邓和其他人推动的土改最具有革命特性。195O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土改的目的,即“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⑥
  这是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剥削,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革命。千百年来,地主阶级控制了中国农村,包括乡镇的社会生活,他们同时也操纵了政治生活,这是因为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有在县以下设立政权。所以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村庄里,行政的管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公路、河流水利系统的保养,全控制在地主阶级手中,他们甚至操纵县长及其幕僚作为其代言人。他们通过地方自治会,从事大量诸如疹建庙宇,农产品交易以及在遇到灾难时分发救济粮等工作。而今,从195O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两年的时间里,地主阶级被消灭,地主分子(包括其家属在内)也许有一千五百万人被剥夺了大部分财产,只留下一小块土地自行耕种,或到工厂、商店中去做工。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人被处死了。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大的社会革命。
  土改使党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村庄。在土改期间,党派出土改工作组去动员那些无地的雇农和其他贫农起来控诉地主,对地主进行痛斥和斗争,结果是传统上被奴役的农民得到解放并树立了革命的责任感。在这之后,党的力量并未撤走,而是建立起农村支部,把许多在土改中走在前面的农民积极分子发展到党内来,这些农村党支部成为政治控制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它们深深地扎根于农村社会之中,这是人们以前所未能想象得到的。
  在经济上,土改建立了相当新型的所有制体系。贫苦农民,也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的或者仅拥有一点不足以为生的土地的人得益最多,而前地主阶级则失去最多。不论是从土地的占有还是土地的耕种两方面都达到了均贫富。
  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者一样积极地推动土改运动,尽管这意味着他自己的亲属,包括他的二弟邓蜀平,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亲属也受到剥夺。但邓小平把邓蜀平、继母夏伯根、继母的女儿邓先芙和他自己的姐姐邓先烈接到重庆,安排他们和他自己住在一起。为此,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了猛烈的攻击。由于邓文明在广安的知名度,同时如果地方共产党知道邓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邓小平的亲属,那么在士改中他们也许不会受到激烈的粗暴对待。但邓小平采取的办法却更为高明,这既保证了其亲属的安全,同时也救了他自己。一旦他的亲属收到威胁而求救于他或者如果地方党的领导向他请示如何处理他的亲属时,他将面临尴尬的选择,而现在这个问题则不存在了。
  1952年7月,事先得到或者也许没得到通知,邓小平被调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区工作了仅两年半,但这段生活使得他那本来就已丰富的经历更加充实了。这段经历以及他在那些年的功绩,使得毛和其同事决定凋他进京。事实上,这一调动是最有决定性的。在此之前的整整十五年里,邓一直在地方上工作,有人认为邓同毛的私人关系影响到这次调动,这个猜想无疑是错的。如果稍有区别的话,应该说邓同刘少奇及周恩来——毛的最重要的副手——的关系起了作用。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8-1169页;第1173页;第一卷,第1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30-1231页。
  ③《邓小平传略》第17页。
  ④《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75-676页。
  ⑤施拉姆:《毛泽东传略》,第191页。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在回忆自己的经历过程时,高树勋常常思考着两个问题。一是国民党蒋介石一次又—次地用强大的兵力围剿红军,但每次都是以红军的胜利、蒋军的失败而告终。在第五次“围剿”时,由于红军本身指挥失误而被迫长征。在长征中,蒋介石自以为红军走上了石达开的道路,是消灭红军的好机会,可事实又使蒋介石的美梦落空了。“西安事变”后,形成了全国一致抗日的新局面;二是他追随冯玉祥先生多年也终无建树。然而红军总是在强大的国民党军队进攻面前顽强抗击,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他经过再三考虑,认识到无论从历史的经验或从当前的情况看,单靠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军队,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困难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有希望,从而下定决心要和共产党联合。

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军队中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惜多数只是壮烈殉国,只有王村一战有点实际意义(日军此役相当部分伤亡是在那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多数国军战力低下,士气也不尽人意,甚至轻易降敌,以至出现与日军如此悬殊的伤亡比例。

  同年,在钟辉和杨志雅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及组织下,高树勋在所属部队中组建了政治部。在政治部成立后,钟辉和杨志雅立即组织本部政工人员学习抗日战争有关文件,使他们明确组建政治部的意义和任务,并就如何搞好政治工作,提高政治工作威信,以及当前抗战形势等问题展开讨论和学习。学习材料有毛泽东写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以及关于人民军队的宗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同时组织部队政工干部联系漳德至新乡战役的实际进行学习。这实际上是一次政工人员的短期训练班,是一次统一思想认识和统一行动的自我教育。通过学习讨论、研究,发动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制定了工作计划。同时,还在部队和民众中进行了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和军民联欢等一系列活动,部队面貌果然大有改观。高树勋看到了这些变化,从内心里感到共产党带兵确实有过人之处,对共产党又多了一分敬佩。

以至出现了远途来袭的日军兵精粮足,而守在自己阵地上的中国军队被围后出现“断粮三日”绝境的咄咄怪事!饿你三天,那连“大刀”都提不起来了,所以部队一触即溃。

  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军在北京拥废帝溥仪复辟,顿时全国哗然,纷纷起来反对复辟。冯玉祥率领第16混成旅官兵讨逆,高树勋也义无返顾地加入到这正义的事业中。战后,因为他作战勇敢被升为冯玉样的手枪连班长。1918年,冯玉样在鄂东重镇武穴通电全国,极力主张和平,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恼羞成怒,下令免去冯玉祥的旅长职务。后来为了缓和局势,段祺瑞便约冯玉祥在汉口谈一谈。高树勋率手枪班随冯玉样赴汉口与段祺瑞会面,当冯玉样的贴身警卫,以防不测。冯、段两人会谈时,高树勋手不离枪,一双机警的眼睛不停扫视着周围,最终使冯玉祥安全归来。

再加上蒋介石当时还没有承认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主力一旦离开陕甘,不仅“日本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而且蒋介石万一拒不承认中共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导权,届时势必进退失据。

  冯玉祥从汉口回来后,高树勋的出色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他是个可造之材,于是将他送进学兵营学习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在学兵营学习期间,高树勋努力学习各种枪械的知识、行军打仗的军事理论,每个科目成绩拔尖,结业后被任命为机枪营司务长。1920年,22岁的高树勋升任排长,这时,他受冯玉祥的影响,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

第二,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

  那时当兵不仅管吃管穿,每月还有六块现大洋的军饷。高树勋把六块钱攒起来,每三个月往家里寄一次。家里有了他的资助,日子总算比过去有了好转。当他还是一名普通士兵时,由于他粗通文墨,而其他的士兵大字也不识一箩筐,因此,每逢其他的士兵写家信报平安,就由他代为执笔,念家信和往家里寄钱都来找他,他也很愿意帮助排里的弟兄。排里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个“小书生”。因此,他的人缘极好,士兵们都很喜欢他。高树勋身体矫健,什么双杠、木马这些体育运动不在话下,骑马、跑步这些军体课成绩在排里也是名列前茅。因此,他不断得到上级的嘉奖和表扬,也逐步赢得了上司的赏识。

一场血战正在孕育,日军放出狂言,开战一个小时就可瘫痪中国军队的所有指挥系统,而中国军队还浑然不知大难临头而坐以待毙!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

转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达成妥协,导致共产国际在欧洲实行的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发生转向。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原本就对国民党抱有强烈戒心的毛泽东的形势判断。

  旧中国农村家庭信奉“耕读传家”的传统习惯。1906年高树勋8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入私塾读书,从《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启蒙,然后学习《千字文》、《百家姓》这些初级读物。高树勋天资聪慧,学习极为刻苦,每天从学堂回来后仍然要把每日所学功课复习一遍。在兄弟三人中,他排行老二,每逢家里来了客人,他父亲总是用手拍着高树勋的头对客人说:“我今后一家人,就全指望我这—个孩子啦。”由于家境不好,父亲不可能让高树勋继续求学。每逢农忙季节,高树勋还要上地里干活,这样断断续续地读了四年书。1912年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高树勋不得不离开他心爱的学堂,收拾好笔墨纸砚回家,扛起锄头与土坷垃打起交道,田间劳动的辛苦、贫瘠土地里微薄的产出使他深刻体会到旧中国农民的艰辛与苦难。高树勋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出人头地。

第一,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

  毛泽东 朱德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完毕,宣读了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随着高树勋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不断加深,在他起义后短短的10天里,三次向刘邓等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心情十分迫切。鉴于此事关系重大,刘邓一时也难以定夺。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1月11日致电党中央请示。党中央对此事也格外慎重,因为像高树勋这样有声望的国民党军队将领,怎样才能使之更好地发挥其号召力呢?经过认真研究,中央书记处于13日复电刘邓:中央批准高树勋同志加入本党。这样,高树勋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即日起,高树勋由一名旧军队将领,经过曲折道路,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7页;《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局势动荡,一衣带水的日本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看出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便组织了各式各样的抗日团体。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又到该部当骑兵师长。不久,抗日同盟军失败解体,高树勋又返回天津英租界。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国土沦丧、人民几成为亡国奴的危急形势,高树勋觉得再也不能躲在英租界里当“寓公”了,作为一名有骨气、有血性的中国人应当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民族大业中去。于是,高树勋在宋哲元将军的邀请下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为了民族的利益,他不计官职大小,欣然接受了宋哲元将军的邀请前往赴任,直到河北省保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

他们的理由是: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要想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去,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步骤行进。

  一晃到了1914年,高树勋年满16岁。高步午望着他日渐上蹿的个头,心想他也算得上半个大人了,于是对他说:“你人大了,自己出门到天津、北京去找生活出路吧!”高树勋听到这番话,知道以后的路就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往前走了。他二话没说,简单收拾了一下背起行李卷出了门。一开始,高树勋到天津市去投奔他姐夫李银桥。他姐夫当时正在金刚桥上挎着篮子卖烟卷。他问他姐夫:“能在天津替我找个活干吗?”他姐夫叹了一口气,说:“你看我卖个烟卷,自己都是顾住了头顾不住尾,哪能给你找活?”高树勋一看这种情形就知道姐夫也是有心无力,就辞别了姐夫,一路餐风露宿往北京奔去。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系推论或猜测。

  在部队驻守鲁南、滨海地区休整待命期间,高树勋很注意抓军队的发展,首先是抓紧兵员的补充,二是很注重部队素质的提高,他念念不忘要把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自己部队中落实和发挥作用。他非常赞成在当地招收青年学生入伍的主张。招生广告贴出后不久,就招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加上从部队抽调的数十名对政治工作感兴趣的初级军官组成了一个训练班,由政治部主持学习。学习内容有: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和有关军队政治工作、民众运动的资料和文章。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总算把旅、团、营、连所需的政工干部配齐。这些人到达工作岗位后,热忱地教士兵们读报、识字、出版报、绘画、教唱救亡歌曲、演文明戏、帮助士兵写家信。经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部队增强了纪律性,军政军民关系也很融洽。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也随之提高。高树勋将军非常热心于做政治工作,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团队里找初级军官谈话。谈话内容大到抗日救国、小到生活细节,无所不谈。由于他的表率作用,带动了连队军官尊重政工人员并使连队军官也积极参加做政治工作。部队形成了一种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斗志旺盛的新局面。当时,连大后方的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国防部都在传说:“高树勋部队被派进去的红军干部赤化了。”由此可见高树勋的进步意识。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高树勋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被迫终止。高树勋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民族立场,从不受威逼利诱,甚至还秘密诛杀了汉奸石友三,一时被传为佳话。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1945年终于迎来了胜利。

到1939年春,更发展到22万人。到1940年6月,连同1938年新改编的新四军,中共正规部队几乎发展到50万人之多。其控制范围,从陕甘宁辖区十几个县的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十个省以上的地域范围,尤其是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创立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

  新中国建立前夕,高树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1955年,毛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授予高树勋一级解放勋章。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去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

  作者点评

然而,中条山国民党庞大部队竟然不堪一击。从5月7日日军发起攻击开始,中国军队“一经中间突破,各部皆陷于包围零乱之中竟至不可收拾”。

  树勋将军吾兄勋鉴: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根据地完全陷落而告结束,前后不过30天左右时间。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

  1925年,高树勋率部随李鸣钟赴绥远驻防。8月,高树勋升任团长,军衔为陆军少校。1926年9月17日,冯玉样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战争。从此高树勋成为国民党员。在以后的岁月中,高树勋随冯玉祥四处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的官职也一路高升,一直到官居青海省代省长的要职。因他作战有功,获得冯玉祥的革命奖章一枚,纪念宝刀一柄。

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高树勋将军出身贫苦,历经三个历史时代,戎马半生,道路坎坷曲折。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他有着一颗赤热的爱国心,对我党有坚强的信念,所以,他能从一个爱国者转变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历史的必然。高树勋将军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种忧国忧民,迫求光明、追求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为祖国的统一和富强,战斗到了最后一息。青史有情,一切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们对中华民族作出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其次是战前日军准备认真充分,中国军队则仓促应战。日军为确保会战成功,对主力部队做了山地战的强化训练,并事先清扫周边为突出做好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945年9至10月,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蒋介石、国民党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骗局,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谈判期间和谈判刚结束,国民党先后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所部在军事上勇敢地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在进行平汉战役的同时,开展了秘密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政治攻势。高树勋原来就同彭德怀、萧华、杨得志、朱瑞、解方等我军高级将领多有接触,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表示赞佩。同时他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重嫡系、轻杂牌、排斥异己,尤其是对蒋阴谋部署、挑起内战的行动表示不满和反感。因此高树勋对蒋介石的命令消极敷衍,并早有同我军合作反蒋的意向。

按毛的话讲,日军是拿出“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来打”的干劲了,而中国军队贩卖粮食、烟土,中条山成了经商之地。日本奸细乘机混入,日军特种兵空降到中国军队的指挥部旁潜伏。

  1938年初,应高树勋将军的请求,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河南新乡市)联络处主任朱瑞、唐天际同志派钟辉和杨志雅一同到高树勋部工作。临行前,朱、唐指示他们说:“你们到高部的工作任务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精神,帮助高树勋将军加强军队建设,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军队,尽可能使之留在华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为此,要大力宣传坚持全面抗战,反对投降分裂。”接受任务后,钟辉和杨志雅带着朱、唐给高的介绍信,来到高树勋将军的师部所在地——河南汤阴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这里,前一法,即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将”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则明显不属“激将”范畴,一并归之为“激将法”,逻辑上显有问题。

  高树勋见到八路军的代表特别高兴,出于前线情况紧张,高树勋只同钟、杨二人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他向书记处的负责人交待道:“一是要好好接待钟、杨二位先生.安排好他们的食宿;二是等待杨志雅先生休息好后,派人送他到一旅旅长张翰泉那里去。钟先生留在我跟前做事,给钟先生以上校军衔。他们都是我请来的客人,要好好尊重和支持他们,给他们办事的各种方便。”随后,高树勋便去处理军机。当时漳德府的日军备战频繁,四处派出侦探,在阵地前沿施放高空侦察气球,运输弹药等等,似有南犯新乡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进而威胁郑州待机南侵的企图。高树勋同时还得到情报,济南日军也有所活动,似有南侵开封等地的企图。高树勋决定到前线去,临行前,他交代钟辉随书记处行动,由一位姓宜的先生负责照顾。听他说完之后,钟辉问他:“如果敌人发动攻势,我军如何行动呢?”高树勋直截了当地说:“日军进攻我军必退。”钟辉又问:“如何退?退到哪儿呢?”他回答:“那就要看蒋委员长的了,蒋叫过黄河就过,如不准过,就留在敌后和八路军—起打游击战。”他这个想法钟辉极力赞成,钟辉当即建议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所属官兵,特别要把在敌后打游击战的有利条件和问题向大家讲清楚,使全体官兵有个正确的认识,以增强全军战胜敌人的信心。交谈后,高树勋于当天黄昏前到达前线指挥所。就在他到指挥所的第二天,即1938年2月19日,漳德府的日军就发动进攻,并占领了新乡市。根据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不准高部南渡黄河的指示,在强大的日军进攻面前,高树勋沉着地指挥部队,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交替掩护撤退。从前沿阵地经汤阴、辉县、获嘉、焦作、博爱(青化)、沁阳、孟县、济源一线,行程五百余里,部队损失不大,最后在地形和民情有利并在日军力量减弱的情况下,在封门口与尾追的日军激战整日,将敌击退并略有所获。这个胜利,大大地鼓舞了部队和当地居民抗战的信心。随后,部队即分驻在济源、邵源镇坡头村(师部驻地)、晋城、阳城一带休整,补充兵力和给养,总结经验教训。高树勋忙得不亦乐乎,他特别关心的是,如何尽快将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学到手。

到1940年春夏,毛泽东就已经在“苦心思索”,年内如何再扩军30万,1941年争取达到100万,以及“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的问题了。《毛泽东关于如何争取军队的问题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6月26日。

  高树勋起义对于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引起较大的震动,使其感到“兵心不固,民心不归”,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我军缴获了国民党蒋介石阴谋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延安新华社选其重要密令7件公开发表,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高树勋起义及随后开展的“高树勋运动”,成为国民党军队中有爱国心、厌恶内战的广大官兵的一面旗帜,他们在此后的国民党内战前线大批倒戈起义,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据日方的统计资料,国民党军队“被俘约35000名,遗弃尸体42000具,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材料中,“综合会战,计毙伤敌官兵9900名”,我军“共伤亡、中毒、失踪官兵达13751员名”。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部署下,晋冀鲁豫军区适时成立了国军工作部,由薄一波兼任部长,下设城市工作室、西北军工作室、晋绥军工作室和中央军工作室等,“高树勋运动”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开展得更加轰轰烈烈。

之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接连出台了一系列“防共”、“限共”的重要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中共无限制地扩大军力和地盘。

  到了北京后,高树勋经过一番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在同村姓张的村民办的一个血料厂里帮助人家推石磨,加工血料。每天,繁重的体力活弄得高树勋觉得好像浑身骨头都散了架,但他一声不吭,雇主见他为人实在,对他也比较照顾。后来,高树勋经他们介绍,又到—家杂货店当学徒,中间也干过学刻字、卖美孚石油(煤油)等活。在这个店里当学徒,只管吃住,不管穿,因此穿衣服,穿鞋,高树勋还需托人从家里往北京捎。有一天,高树勋收到一封家信,信中说:“家里越来越穷,连你的穿衣鞋袜也解决不了啦。必须重找一份工作,不仅管吃而且管穿,最好还能挣点钱贴补家用。”看完了信,高树勋想:“父亲说得一点没错,在这个杂货店继续干下去,不但解决不了穿衣这些基本的日常生活问题,而且赚不到钱,得另谋出路才行。”

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催着红军上前线难免不会“含有恶意”和“阴谋”,“希望我们削弱、减少”。

  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显然,邓文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这时相互间极端不信任的情况。文章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鸟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1945年10月中旬,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3军、第16军经同蒲路、正太路进抵石家庄,后续部队第1军进抵闻喜以南;沿平汉路北犯的敌30军、40军和新8军企图到达石家庄与胡宗南部会合,企图抢占平津,夺取东北。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阴谋,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尽快发起平汉战役。刘、邓在邯郸西郊的峰峰矿区设立前线指挥所。16日,刘、邓下达平汉战役令,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刚刚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的毛泽东,当即批准了刘邓的作战部署,并电示:此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要“刘邓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战役胜利。

虽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都坚持应当立即使主力部队投入战争,并相信红军能打大仗,不同意放弃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不同意警觉性过高,认为红军的保存发展也要靠打胜仗、树声威,但是,毛泽东、张闻天等还是用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与会者通过了相关的决议。

  11月4日,高树勋将军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感谢对他的关切。电文中说:“戌冬电敬悉。抗战八年,生灵涂炭,实不忍再睹流血惨剧。此次暴动,纯为呼吁和平团结,并速组织联合各党派之民主政府,俾国家早登富强康乐之境,专电驰复,顺颂勋祺。”同日,高树勋在武安伯延镇接见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说明他率部起义的原因。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或不尽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逻辑。

河北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往今来,风云不断,豪杰四起。1898年8月6日,高树勋就出生在河北省盐山县高金庄这片土地上。由于地理环境恶劣,高金庄这个地方的大部分农田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很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常常是十年九荒,百姓生活相当艰难。当地群众常到地里刮盐土,用锅熬成盐水制成盐后,拿到集市上卖几个铜板以补贴家中生计。高树勋一共有兄弟姐妹7人,家庭负担重,他的父亲高步午实在难以支撑,只好廉价卖出仅有的几亩薄田来养家口,最后不得不靠租种大户的土地来维持生计,不久家道中落,弄得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这种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高树勋不平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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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收到那封信以后,高树勋整天就寻思着想个什么法子来赚钱养家。有一天,他想到还有个舅舅在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里当军医,不如投奔舅舅去当兵或许还有出头之日。高树勋想了想决定和他的—个表哥一起乘火车去上海,然后坐轮船到湖北宜昌,再步行去四川绵阳投奔舅舅。不久,两个初涉尘世的少年长途奔波,几经周折总算到了绵阳。高树勋找到了他舅舅,说明来意。他舅舅听完后爽快地答应了。当时他舅舅所在部队的花名册里有些是空名,所谓空名就是只有其名而没有其人,目的是为了骗取军饷。他舅舅托了些关系,想办法让他们在连队补了个空名。从此,高树勋下连队当兵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

  1945年9月上旬,高树勋派战区总部参议王定南(中共地下党员)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并转交高树勋给彭德怀的一封亲笔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向彭将军致以问候,希望和共产党、八路军建立联系。对高树勋的言行,刘、邓作出积极反应。9月20日,他们联名电告党中央和军委:我们的对策是要充分利用反蒋派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其中立,以便专力对蒋,请中央对此给予指示。次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刘、邓提出的方针,指示在扩大敌人内部矛盾的条件下,应加紧在西北军中进行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刘伯承亲自给高树勋写信,欢迎他派人和我党联系,望他不断进步,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贡献。邓小平指示王定南:为了打退蒋介石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队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尽一切可能争取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并让他转告高树勋,希望不断联系。不久,刘、邓接到负责争取高树勋工作组负责人申伯纯的报告和高树勋写给刘伯承的信。信中表示,当此日本已经投降之时,全国正需要真正之团结,以建立现代之民主国家。如仍以法西斯来统治,必将走到灭亡之路。同时,高树勋还向我方提供了国民党军队关于华北的作战战略及有关军事情报。第二天,刘、邓即电示申伯纯:“对高树勋是争取中立的方针,并经过他联络西北系统军队,进行反蒋统一战线。”要求申伯纯尽快与高树勋面谈一次。这份电报也同时转报给党中央。随即中央军委的复电指示,如果高树勋反蒋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时,我当予以适当之援助。

要了解国共两党为何会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和意见冲突,仅仅着眼于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冲击,是远远不够的。

  10月25日,我军将敌人合围在预定区域。高树勋部被我军合围后更加动摇。刘邓抓住时机,再次召见王定南。邓小平指示王定南说:高树勋率新8军和河北民军已经开进邯郸以南的马头镇。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阻国民党30军、40军、新8军这三个军北进,这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你现在回去立即劝说高树勋将军,根据形势需要,他要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的战略任务。刘伯承要求王定南进一步促使高树勋痛下决心。他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他要当机立断。王定南奉命急返高树勋驻地,向高树勋转达刘、邓意见,劝其立即起义。但高树勋对立即就地起义思想准备不足,尤其是顾虑仓促起义,国民党当局会残酷迫害自己在徐州的家眷和其他军官家属。王定南也认为这确实是个重要的实际问题,表示待请示设法解决,并于10月28日凌晨赶到指挥部向刘、邓汇报。刘邓再次强调起义时机的重要性,对高夫人和其他军官家属安全问题,表示立即请示中央设法解决。1945年10月30日,刘邓为此事专电中央,“请加快派人往徐州接出高树勋、王定南二人眷属至我地区并护送来此”。后又转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帮助妥善解决高树勋在西安子女及亲属的安全问题。新四军第4师张爱萍部接到接应高树勋家属的命令后紧急部署,我淮北行署公安局便衣大队派出精干人员三进徐州,终于在11月3日接出高夫人一行。就在他们离开徐州不久,蒋介石即派出宪兵4团空降徐州抓捕高夫人等。在中央及刘邓等多方的关怀下,高夫人等于10月28日由专人护送到河北武安伯延,与高树勋团聚。高树勋无限感激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办事言必信、行必果,真了不起。”这件事使高树勋非常感动,遂下定决心马上起义。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使敌军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这时,刘伯承判断被围之敌必然向南突围,便故意网开一面,放开敌人的退路,将我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取得了平汉战役的胜利。

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

  高树勋率部起义后,关于改编的问题,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8军旧名均可。请与高树勋商量酌定,高宣言宜早发表。”经过刘邓与高树勋等起义人员研究,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此前,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高树勋于10月30日以通电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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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统治。随后,冯玉祥宣布参加政变的军队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

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并见《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

而中国军队连上层都思想准备不足,下层部队更是没有任何应战准备,渡口工事没有加强不说,令人匪疑所思是,竟然粮食都没有储备够。

据此,会议达成的结论性意见是,基于革命的基本利益,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把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放在第一位。

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达3 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 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战役成为国民党抗战以来最为惨重和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

《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44页。他坚持一要独立自主,二要只作山地游击战,中心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和扩大红军”。

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而对理解1941年中条山战役过程中中共为何视蒋介石的要求为恶意,坚决加以抵制,更必须要了解,1940年秋冬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进行,和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对中共此后的军事政治决策和它对国民党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

第三是日军贯彻作战决心坚决,指挥得当,配合有力,而中国军队进退失据,指挥混乱,部队互不协调。

中条山战役爆发前的国共关系问题

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加以限制,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会日渐加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慕尼黑协议》,祸水东引的刺激,苏联于1939年春开始把英、法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61页。他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也是:

其三,邓文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支撑。

《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致彭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在内部,他则明确地告诉各级领导人,红军不应集中作战,尤不应“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应“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以便分散做群众工作。

由于敌后农村异常空虚,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共军事主力,如八路军很快就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参战时的3 4万人,一跃而发展到12月的9 2万人。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6万人。

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路线,洛川会议的方针受到修正,但由于毛泽东主管军事,再加上日军推进迅速,中共军队很快变成敌后武装,亦只能背靠山地在敌后农村展开活动,因此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发动群众和创立敌后根据地上面来了。

要知道,日军单位战力远超中国军队,整个抗战期间日集中10万以上兵力的攻势不多。这次却以10万打18万,可以说是“占据压倒优势”。

中共兵力和地盘的急剧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当政的国民党。还在1939年初,它就已经深感危机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共”、“限共”的秘密决定。

而中国军队始终没有象样的作战计划,要么不顾事实地要求“恢复原有阵地”,要么要求“就地固守”,而且很快就失去统一指挥,听任各部各自为战。有的部队尚能顽强抵抗,但更多是不顾友邻拔腿就跑。

但这次战役,日军非常重视,称为“中原会战”,是一举拿出七个师团超过十万的主力部队来决战了,其志势在必得。而中国军队在战前按蒋介石要求,甚至还抽调部队去反共,“中条山的铁柱子”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使中条山地区兵力反下降到十七八万人。

我们还需要知道,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是如何制定中共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两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40年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曾经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军事局面,等等。

战役一爆发,日军各部按计划进行了果断快速的进攻和穿插包围,没有任何迟疑,干净利索得象是教科书上的案例。

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

进入1941年后,日军鉴于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消耗很大尚未恢复,遂决定先打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

日军以1比20的微小代价、在极短时间内给国民党军队以沉痛打击。中条山会战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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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之后,日军各兵团反复三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为止。

中共为何没应蒋要求出兵抗日?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借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

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毛泽东及洛川会议的方针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随着蒋介石9月22日公开发表声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和基本上认可了中共主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猜疑明显减少了。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更进一步冲击了洛川会议的方针。

进而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

太原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分散在晋南山地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游击根据地,八路军所属第2战区与之相邻。

此战为何败的那么惨?

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

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 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

其二,邓文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未举出史料 来佐证。

简而言之,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日军正面冲突。在公开的场合,他要求军政领导人向各方解释,说红军不会打阵地战,不会在平原作战,不习惯被集中指挥,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只能独立自主地在山地打些游击战。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

首先是日军全力决战,而中国军队对双方实力缺乏清醒的估计。战前,卫立煌原来是凭着二十六万大军与日军四个师团对峙,所以才能长期坚持中条山防线,并自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

因为中共方面近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人报纸的挑拨言论,旁敲侧击地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

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临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

《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3、53 54、44页。

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断的出发点,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可谓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对我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

其一,邓文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

《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抗战政策的报告提纲》,1940年6月25日。

资料图:中条山战役的日军

1937年8月22 25日,毛泽东曾在张闻天的支持下,专门在陕北洛川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上述方针来统一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从他的各种谈话和指示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国民党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变为蒋之属下”,尤其是“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

第三,红军的主要任务应当放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方面,而不应放在作战方面,“因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自太原会战后以来,日军一方面重点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一方面也多次攻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但始终没有大的进展。

对日作战必须坚持游击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出动必须根据两党政治关系发展的情况,分批出发,出发后亦应首先着眼于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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