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哪次违背毛泽东的指导而大败,八月失败前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陈伯钧回忆说:“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打击敌军。”①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
  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就参加绿林组织,但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一九二六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七年七月,他们曾会同永新、永福、莲花的暴动队伍一度攻克永新县城,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王佐、袁文才任副总指挥。这是王兴亚不久后在安源会议上发言谈到这两支队伍的由来。自卫军占领了永新县城二十多天,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五个团来攻,袁、王两部就退回宁冈、遂川境内的井冈山。刚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袁文才、王佐是当地人,他们的队伍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②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准备一下子送他们一百支枪,将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前委成员听到这个大胆的设想,有的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才以多数通过。(余洒度脱离工农革命军后,到湖南省委告了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了大批枪支。所以,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到中共中央汇报时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③。)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那是十月六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条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一次见面中就能全部解决的。袁文才当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④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又包含着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些款子,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余洒度和苏先俊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毛泽东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游击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毛泽东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二十二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前卫的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以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⑤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仍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陈士榘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觉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三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⑥这时王佐派人接应他们上山,部队在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毛泽东等送了七十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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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南起义后不久,国内的政治局势有了变化。一九二八年三月,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余部通电接受南京政府的收编,使他们有可能腾出手来,以更多力量来对付湘南的农民运动。为了扑灭这场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湘粤军阀根据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纠集了七个师,从湖南衡阳和广东乐昌两个方向南北夹击,进逼湘南。湘南地区的地主武装也相当强大。在双方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湘南的地形条件,也不利于起义军的活动。

  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抓紧敌军受到重创、一时尚未发动反攻的短暂时机,将各部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第二十八团开往安福,第二十九团开往莲花,第三十一团在永新的石灰桥、吉安的天河一带活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一派大好形势。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那时时间匆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家祠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CCP”的红布。他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六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到遂川大汾镇,另一个连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附近各县,在大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给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十一月上旬,又在茅坪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第二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形势,要求大家在斗争中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经征得袁、王同意后,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二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电视剧《寻路》第14~16集记叙了红四军在酃县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前后。

  对起义军造成更不利影响的是:在湘南苏维埃区域内,这时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主要来自湘南特委。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认为:“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出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们,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要求到处进行烧杀,严重脱离了农民群众。①“特派员何舍鹅提出:‘烧烧烧,杀杀杀,干干干,”。“结果遭到群众的反对,土豪劣绅又煽动说:‘鸟都有个窝。我们房子烧了,家都没啦,那共产党有什么好处?’”②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并没有这样做。参加过湘南起义的黄克诚说得很明确:“我知道他没有烧房子,坪石没有烧,宜章也没有烧嘛。”③李奇中说:“当时朱德同志也到各县去看了看,并纠正了杀人,放火的错误。”“朱德同志说房子不要烧,房子留下我们还可以祝”④朱德自己谈到当时“到处乱杀乱打”的盲动主义时,也说:“还好,那时军队里就没有执行过这盲动主义”。⑤但在地方上很多是那样做了,使党和群众的关系受到很大损害。朱德后来说: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湘南。”⑥为了保存工农革命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重要决策。

  红四军按中共中央规定,是由湖南省委领导的。而湖南省委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曾规定:“工农军之调遣属于省军委,但经省军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调遣。”①这里所说的“特委”,是指湘南特委。并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主要又在江西境内,因此江西省委对它自然也十分关心。湖南和江西两个省委都加强了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但随着也带来一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起,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大好机会。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前委讨论,认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攻击的方向是攻打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毛泽东因为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十八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但是,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还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⑦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县长谭梓生是部队派的,其他人员仍是旧的,依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很不满。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立刻回信,要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十二月下旬,李唐战争告一段落。湘军第八军的独立团和当地地主武装向茶陵反扑。原来被打散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这时已在张子清率领下到茶陵和第一营会合。他们在经过激战后退出茶陵县城。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严重动摇,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把部队往南带,企图到湘南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正好那时毛泽东的脚背溃烂稍有好转,得知湘军反扑的消息后赶来茶陵,在茶陵湖口赶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等向他报告了陈浩等的背叛活动。毛泽东当晚召集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工农革命军全部带回宁冈砻市。
  在砻市河滩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决定:处决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他还接受工农革命军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受挫、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曾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几支无足轻重的小队伍。万安起义和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受到很大震惊,于是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一九二八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那是宁冈的县城,也是井冈山北出的大门,自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在遂川时,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当得知赣军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后,他在二月四日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围三阙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二月十八日,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赣军的《九师旬刊》上,对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随着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先后建立起县工农兵政府,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问题也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没有健全的政权,便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援助,这样的军事行动便会成为流寇式的行动。毛泽东对建立和健全政权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抓得很坚决的。他的做法,还是先从一个点取得具体经验做起。攻克茶陵时,他因伤没有随军入城。一九二八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在他指导下,由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三十条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通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这个“临时政纲”集中反映了当地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以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蓝本。当然,这个最初的临时政纲也有它的缺点,如把资本家同地主、土豪劣绅、反动政府官吏等列在一起,“一概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还规定“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等。这些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才能一步步完善起来。
  这样,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中共红四军第三次代表大会。当年参加过会议的二十九团一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李步云曾这样写道:“开会的大约有100多人,过去都是在会前选出大会主席。这次有人提名龚楚,结果被通过。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首先请朱德讲话。”

  朱德当时所以能作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决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两支起义部队早就有了多次联系。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南昌起义军失利后“到达信丰时,地方党组织赣南特委派人来接头,就第一次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陈毅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⑦后来在江西转战时,“朱德同志派原在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罩同志到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取得联系。毛泽罩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胞弟,接受任务后,化名罩泽,由资兴到茶陵,见到了毛泽东同志,详细介绍了朱德同志所部及其行动情况,并转达了朱德同志的问候。”⑧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南昌起义军在江西崇义上堡,又同来自井冈山的张子清、伍中豪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会合。

  江西省委在四月十五日、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五月十三日和七月八日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边界情况,并曾在五月间“去信毛泽东、朱德同志,要他们赶快向吉安及赣西南发动,因遂川、永新、宁冈本地的工作深入固然要紧,但在军事上不如播[采]扩大的策略”。②湖南省委机关在这时曾遭受严重破坏。所以,四月间井冈山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是由湘南特委决定的。五月间,湖南省委逐步恢复工作,并在这个月的下旬派巡视员杜修经上井冈山,同红四军取得联系。杜修经在宁冈、永新、井冈山地区了解情况后,返回当时省委驻地安源。六月十五日,杜修经向省委写了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③,汇报红四军的来历、军队党组织情形和湘赣边界持委的情况。湖南省委在贺昌主持下经过讨论,六月十九日作出《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并于六月十九日写了一封指示信,表示对红军“以罗霄山中脉力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行信亦如此指示。兄处应根据上处各项的指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为主力的割据局面。”④他们批评了边界待委和四军,认为“应采取向外发展的策略”,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并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总之你们目前的主要策略,应当是积极的向外发展,必须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⑤但当前的重点仍在“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并没有提出红四军立刻去湘南的问题。湖南省委还派袁德生带着六月十九日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去井冈山。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三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
  为什么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对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湘南特委身上。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⑧。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他在队前向指战员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在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很大损失。
  这种挫折只是暂时的。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军酃县中村时,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四月二十日,他同团长张子清又指挥第一团占领酃县县城并在城西阻击追敌,掩护朱德部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这时,朱德四十二岁,毛泽东三十四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接着,他们在龙江书院举行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各项决定,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在由湘南郴州、耒阳等县农民编成的第三十、三十三两个团开回湘南后把军以下的师的番号撤销,由军部直辖四个团,那就是:由南昌起义军全部组成的第二十八团,由湘南宜章农民军组成的第二十九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一团,由袁、王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二团,兵力从原来的一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其中的主力是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六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千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八军第一师占领了茶陵、酃县,赣军第二十七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四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较弱的赣军。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又击溃赣军另一个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进驻永新城后,在五月二日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朱毛两部会师后的组织状况和打退赣军第二次“进剿”、缴获三百支枪的胜利。报告说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对内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对外帮助地方发动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并建议成立湘赣边界特委。⑨中共中央六月四日写了回信,赞同这个方针,并确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由于交通不便,这封信直至十一月才送到。
  在从永新撤回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和陈毅边走边谈地交谈了一天。毛泽东讲了他这个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问题,他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和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明了对当前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描述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并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这些论述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使他对毛泽东十分钦佩。
  五月四日,在宁冈砻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一次是五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下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赣军第七十九团,乘胜奔袭,在当天正午第二次收复永新城,杨如轩带伤逃回吉安。工农革命军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光洋二十余担,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另一次是六月下旬。这次国民党军队“进剿”的规模更大。赣军改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五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打击赣军。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率领下,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击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根据地军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⑩朱德也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⑾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割据区域的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万人。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边界全盛时期内,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在边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没有这些,便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可言。
  自从三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前委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状况,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的要求。当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时,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宁冈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为了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使工作全面展开。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员会小组,领导土地革命。
永利402com官方网站,  领导土地革命,在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湘赣边界更是交通阻塞的农业区域,居民几乎都是农民。这里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向地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缴给地主,还要受其他种种压迫和剥削。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最强烈的渴望。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没有胜利发展的军事斗争,不能保障农民获得和占有土地,而没有土地革命,不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军事斗争也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实意的支持,难以坚持下去,只会归于失败。红军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扩大,它们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取得人数众多的农民的这种由衷支持。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的最初阶段,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在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但单单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
  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通过在宁冈、永新等地的社会调查,得知湘赣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湖南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这是边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毛泽东把《土地纲领》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改为基本以乡为单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以生活出路。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向宁冈转移,这里的分田成果没有能巩固下来,但这些试点经验,为以后边界土改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
  五月至七月,当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时,在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给省委的报告中描述边界土地革命开展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⑿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永新在井冈山地区各县中,人口多,经济发达,有兵源,有粮食,有给养,又有宁冈作为后方。毛泽东决心抢在国民党军队反攻前,争取以一个月时间把永新根据地建设起来。他在军中抽调出大批干部和遂川、茶陵、酃县的负责人集中在永新一县加紧工作。他对湖南省委刚派去工作的杨克敏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⒀
  毛泽东自己也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多天,调查研究,领导分田,并总结了塘边的分田经验,制订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
  对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粟裕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⒁
  在边界的全盛时期,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毛泽东总结道:当时边界党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⒂由于政策得当,加上地形有利,湘赣两省“进剿”军又不尽一致,才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胜利。

这次会议是红四军建军初期一次没有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教训的会议。它没有达到制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根据地的“八月失败”。但这次会议对全军指战员随后深刻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性和远离根据地的危险,奠定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

  杨至诚回忆说:“知道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更增加了我们的勇气和信心。部队中湖南人很多,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多同志都读过,影响很大。于是,‘到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同志’便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希望。”⑨当时,朱德详细询问了井冈山的情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何长工从井冈山下山,同湖南省委,湘南特委联系,寻找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韶关的犁铺头找到朱德后,“朱德同志详细了解了井冈山区的地形、群众、物产等情况后,十分满意,怀着羡慕和赞赏之情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已经派毛泽罩同志去找毛润之了,如果不发生意外,估计已经到了’。”⑩这对朱德以后决定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实现两军会师,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袁德生刚走,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在盲动主义影响下,湖南省委对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又作了错误的估计:过高地估计了红四军的力量和湖南群众斗争的形势,过低地估计了湖南统治阶级的力量,从而制定了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随后,派杜修经带着省委给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待委的两封信,再上井冈山,和杜修经同行的还有派往湘赣边特委担任书记的杨开明。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地进入全盛时期时,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到来,那就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错误指导下导致的“八月失败”。
  湖南省委经多次破坏后,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工作渐趋正常。五月,省委机关由湘潭迁到安源,安源到宁冈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冈山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起来。省委曾先后派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等为巡视员,多次来到井冈山。
  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发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们在五月间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中,强调目前应该积极的,是更加深入湘赣边界的斗争,造成群众割据,“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这些主张,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在六月十六日以边界特委名义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但湖南省委到六月十九日的信中却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⒃同月二十六日,又致信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致信四军军委:“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规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⒄
  湖南省委这个指示,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三月间,他已有过奉湘南特委之命进军湘南而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损失的惨痛教训。现在,统治阶级正处在暂时稳定时期,湖南的国民党兵力又比江西强得多,向湘南进军显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但他这时已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决心力持异议。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袁德胜也参加了。会议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会后,毛泽东在七月四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作出这个决定的六条理由:一、红四军正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计划,建设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根据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遗毒”,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不宜轻率变动。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因此,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这“绝非保守观念”。五、湘南各县经济破产,土豪打尽。四军此刻到湘南去,经济困难绝不可能解决。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这六条不能冒进湘南的理由,总结了以往全国暴动的经验教训,对情况分析得实实在在,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最后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⒅
  七月中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湖南省委巡视员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的命令,乘红二十八、二十九团占领湖南酃县、毛泽东等远在江西永新的机会,附和红二十九团(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县的农民)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想回家乡的情绪,把大队拉向湘南,军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泽东在永新从陈毅信中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立刻给陈毅等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带队火速送去。这封信要求红军大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因为“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⒆干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信,第二天往回走。但到了湘赣交界的沔渡时,第二十九团官兵硬是不过河,有的撂下枪,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
  红四军这两个团到湘南后,攻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士兵便不听指挥,自行散回家乡。一个原来有相当战斗力的团只余下约二百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这件事说明,要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个团溃散后,第二十八团撤到桂东。
  毛泽东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团近一个月。八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来的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接着,得知红四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他立刻决定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团。
  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杨克敏在不久后写的一个综合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⒇这次惨痛的教训,史称“八月失败”。

永新联席会议和杜修经的到来

  但是,湘南特委仍强调湘南起义军“守土有责”,借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要求以湘南的全部武装力量同敌人硬拼,这些盲动主义的主张,遭到朱德的坚决反对。

  六月三十日下午,在永新县城商会楼,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宛希先、王尔琢、何挺颖、朱云卿、谭震林、陈正人、刘珍、刘作述、刘家贤、王怀、贺敏学等。刚好,杜修经由交通员带到永新,就把湖南省委的两封信当面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南下,于八月二十三日在湘南桂东同大队会合。毛泽东见到军委书记陈毅时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见到毛泽东率队来接十分高兴,有的人说这是“第二次会师”。在桂东县城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
  返回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就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等,指挥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凭黄洋界天险抵抗国民党军队四个团的猛烈进攻,后来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中敌军冲锋密集区。敌军指挥官以为红四军主力已回井冈山,立刻命令部队撤退。毛泽东听到这个喜讯,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井冈山根据地虽然在八月间遭受严重摧残,但朱毛红军返回后,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损失不大,“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回师后,部队稍有休息,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也有进步。毛泽东、朱德随即率领红军大队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三战皆捷的胜利:九月十三日,红四军主力攻克遂川县城;十月一日,在茅坪附近的坳头垅伏击成功,歼敌一个营,并乘胜收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城;接着,红四军主力又在龙源口歼敌一个营,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这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被打破了。
  在这段时间内,原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一百二十多人起义;原国民党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
  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毛泽东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党员数量虽减少,战斗力仍得到了增强。
  十一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六月四日的指示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同中央联系上了。六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两支部队会师后,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继在草市垇歼敌一个团以及在新、老七溪岭歼敌一个团后,6月23日,红四军又取得龙源口大捷,击溃赣敌两个师,攻占了永新县城。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遂川的北部,酃县的东南部,以及茶陵的西南部,总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全盛时期。6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问题。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宣读了6月19日湖南省委关于完全同意湘赣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建立“以罗霄山脉中脉为根据地”的决议案。会议过程中,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又带来了湖南省委6月26日给湘赣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200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这时,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已按湘南特委的要求,进入湘南地区。

  湖南省委写给红四军军委的这封信中,认为驻在湖南的国民党第六军已“恐慌极矣”,“有向赣西附近推进模样,因此与赣西部队冲突己为事实”。

  一年多来的井冈山斗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当时,党内还有人对上井冈山这件事有非议,跟随上山的也有人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有怀疑。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发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也不能从根本上回答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这种奇事的出现有它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响、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决定着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进一步阐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相当突出地提出了“中间阶级”的问题。他写道:“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过重打击中间阶级的结果,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他具体地分析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指出:“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怎样对待中间阶级,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而要团结中间势力,就必须坚决纠正那种打击中间势力的“过左的政策”。这个问题,此时还只是刚刚提出,以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认识这个问题,正是从实际斗争生活中经过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得来的。
  对政权问题,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看到边界各地存在一种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做法,是违背民主制度、违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的。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在十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十二月间正式加以颁布。这个《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它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这个初次制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改正了。尽管如此,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从一九二八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井冈山斗争内容的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道:“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这样做,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看完信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分析形势后说:“面对两省敌人,仅仅用200支枪能守住井冈山吗?而湖南的敌人比江西的敌人要强大得多,如果我们冒进湘南,不仅根据地会丧失,部队也会遭到严重牺牲和损失。因此红四军必须留在井冈山。”毛泽东还说,脱离实际地搞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起义、城市暴动,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这些不是血的教训吗?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杜修经、龚楚和二十九团的许多干部则坚决主张执行湖南省委指示。两种意见争执不休。由于大多数同志对毛泽东意见的支持,杜修经表示暂不去湘南,向湖南省委汇报后再做决定,会议才停止争论,做出了暂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议。

  特委将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撤销,另成立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三月上旬,毛泽东决定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部上山:一路由他和何挺颖、张子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一千余人,从江西宁冈的砻市出发,楔入湘南的桂东、汝城之间;另一路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第二团从井冈山大井出发,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毛泽东还派毛泽罩带着一个特务连赶到郴州,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

  并根据他们制订的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要求红四军在“占永新县后,立即向湘南发展,与三十、三十三团相联后,帮助湘南党部努力于最短期间发动耒阳、永兴、资兴、郴州的群众力量,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取包围形势,然后用全力向茶陵、酃县、攸县、安仁发展,以与湘东暴动相联系。只有采取这样的积极发展政策,才能解决一切军事的、财政的、政治的困难。而且可以解决敌人两次‘围剿’的形势。”⑥信中断然要求红四军“毫不犹疑的立即执行!”⑦决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⑧省委指定(以)下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⑨事实上,是要杜修经监督红四军严格执行省委作出的“立即向湘南发展”的错误决定。

  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朱德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迎接。十二月十一日,在宁冈新城举行庆祝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两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取得了显著成绩,创造了比较完整的经验,从而在处境艰难的广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说:“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可是,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来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当时在第二十八团当连长的粟裕评论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21)
  井冈山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也使国民党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陈毅在第二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22)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国民党方面集中这样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局势,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并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这次“会剿”的部署。当时井冈山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陈毅第二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崇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柏路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由于井冈山地势险要,工事坚固,“八月失败”时只留少数兵力仍能守住,又估计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将会吸引开相当数量的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所以,会上把这种做法称作“围魏救赵”。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布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宣传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朱毛红军”的名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开。
  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就这样踏上新的征途,向着广阔的赣南地区进军了。

恰在此时,国民党发动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毛泽东、朱德接到敌情报告,湘敌吴尚第八军两个师从茶陵、酃县向宁冈进攻,江西王钧、金汉鼎、胡文斗3个军也正向遂川、永新推进。为了粉碎敌人“会剿”,毛泽东、朱德当即商定了破敌之策,决定由朱德、陈毅率二十八、二十九团攻打酃县和茶陵,袭扰湘敌后方,迫使湘军回湖南,然后迅速返回永新,合击赣敌。与此同时,毛泽东率三十一团在永新挡住赣敌,切断湘赣两军交通。他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部署,再三强调二十八、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决不能去湘南。

  三月二十九日,朱德率领部队完成了转移的准备,在耒阳骜山庙整装待发。他在指挥部门前的大坪上作了动员,说:“这次进入湖南取得了很大胜利,广大农民已组织起来了。各县都有了自己的工农武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广大农民扬眉吐气,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卷土重来,我们要百倍警惕,要选择更有利的地点、时间消灭更多的敌人,革命道路是漫长曲折的,同志们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我今年已经四十二岁了,你们还年轻,我都不怕,你们更要不伯苦,要将革命进行到底。”(11)朱德的讲话,被阵阵掌声打断。部队出发时,附近的工农群众站在大道两旁送行。朱德每到一个地方,只要部队一休息,他总要找一些老百姓来问一问,谈一谈。不管老人、小孩,他都找来聊一聊。人多了,他就站在高处讲。从骜山庙来到附近的芭蕉坪,他对当地赤卫队员讲了话。他说:“不要看我们人少,但我们一定会胜利,这是因为革命的同情者是多数。地主、富农等剥削者总是少数。”在讲到怎样打仗时,他说:“我们不能光硬打,硬打要加巧打,要灵活,打了就走,不要贪多。”(12)在毛泽罩带领的特务连接应下,(13)朱德、王尔琢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主力和来阳新成立的第四师、宋乔生领导的水口山工人武装,经安仁、茶陵到达酃县的沔渡。不久,唐天际带领的安仁农军也赶来会合。

  湖南省委还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写道:“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提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待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⑩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两封来信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省委巡视员袁德生、杜修经不顾客观形势,极力主张坚决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主力前往湘南的决定。毛泽东、朱德根据时局的分析,认真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认为当敌人内部处于稳定时期,而湘南地区敌人的力量又过于强大、各方面条件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红军远离根据地,出征湘南,不论对边界工作,还是对红四军本身,都是不利的。经过讨论,会议顶住湖南省委的压力,仍决定坚持罗霄山脉政权的计划,袁德生、杜修经最后也表示同意会议的决定。

  ① 陈伯钧:《井冈烽火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2页。
  ② 何长工:《改造袁、王与“双枪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47页。
  ③ 何资深在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报告记录,1927年12月28日。
  ④ 苏兰春:《回顾宁冈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1页。
  ⑤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5页。
  ⑥ 陈士榘:《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8页。
  ⑦ 赖毅:《给茶陵县纪建委员会的信》,《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31页。
  ⑧ 中共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1928年3月10日。
  ⑨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的报告,1928年5月2日。
  ⑩ 《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4页。
  ⑾朱德:《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谈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页。
  ⑿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15日。
  ⒀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9页。
  ⒃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信,1928年6月19日。
  ⒄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
  ⒅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
  ⒆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1页。
  ⒇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21)《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9页。
  (22)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正在郴州的陈毅接到朱德关于向井冈山转移的通知后,立刻组织湘南各县的党政机关向东撤退。四月二日,宜章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师三千多人到达郴州,与郴州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四千多人会合。陈毅率领湘南特委机关、各县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主力以及宜章的第三师、郴州的第七师共四千余人,经鲤鱼江木根桥,在四月八日到达资兴县城。在这里,意外地同从井冈山下来的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会合。不久,黄克诚带着永兴的八百农军也赶到资兴的彭公庙。

  七月四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特委的名义,在永新写报告给湖南省委,说明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袁、杜二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悉。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六月三十日夜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11)然后,从红军、敌情、根据地,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陈述了六条理由,根据大量事实说明:“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仍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提出:“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12)永新联席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转战于永新、莲花、安福和吉安边境,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时,湘军吴尚部趁机侵入宁冈。红军间道出击未成。为了阻止湘军同赣军会合,解除对根据地的威胁,红四军分兵两路迎战。一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跨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后方营地酃县、茶陵,迫使他们回退,不敢久留永新,宁冈;另一路由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经拿山打回宁冈,同朱德所部形成东西夹击湘军的态势。当第三十一团回到茅坪时,湘军已由龙源口退往永新。第三十一团立刻跟踪追击,直奔永新。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在七月十二日一举攻克地处湘赣边境的酃县县城。湘军在永新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在十四日匆匆退回高陇。赣军虽然跟着又开进永新,但两军汇合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又受到红军第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处在进退维谷之中。

  毛泽东知道湘南起义军正向湘赣边界转移的消息后,四月六日离开桂东沙田,向汝城进发,以牵制敌军,掩护湘南起义军转移,随即攻占汝城。四月中旬,到达资兴县的龙溪洞,同萧克领导的宜章独立营五百多人会合。这是第一支同毛泽东亲自率领的部队会合的湘南起义军。

  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原来计划北攻茶陵。但是,吴尚已被迫由宁冈、永新一带返回茶陵。这样,红军大队攻击酃县以调动湘军回防的目的已经达到,而赣军侵入永新后对边界割据造成严重威胁。于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改变攻取茶陵的计划,率红军大队折回同酃县接壤的江西宁冈,增援永新。

  湘南特委机关随同陈毅带领的起义部队和农军撤出郴州后,新任特委书记杨福涛和湘南团委书记席克思坚决反对上井冈山。部队到资兴的彭公庙后,杨福涛就提出要同大部队分手,带着特委机关回衡阳去。为了说服他们放弃回衡阳的主张,在彭公庙召开了湘南特委和军队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会上,大家再三劝说,但没有能说服杨福涛。何长工回忆道:“他们这些工人出身的同志很不冷静,五县暴动把脑子搞得太热了。”“陈毅同志便对杨福涛说开了:‘杨福涛你头脑要冷静,你们男女老少,东南西北的口音,几十口子的人,靠几支短枪能闯过民团的关卡吗?’我不时从中插话:‘同志哟,现在赤白对立,剑拔弩张,各县都很警惕我们,怕共产党渗透,湘南敌人的指挥所在韶关,两方面的军队夹击郴州,想把我们一网打荆你们现在要到衡阳,无疑是自投罗网。我的意见还是跟我们上井冈山为好。以后,再设法化装分批送你们走。’谁知杨福涛同志却火冒三丈,说:‘我是湘南特委,逃到井冈山是可耻行为!’”“我和陈毅同志说破了嘴皮,他们就是不干。

  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从第二十九团内传出要回湘南去的消息,还提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第二十九团团长是胡少海,党代表是龚楚。这支部队原来由湘南起义后成立的宜章农军第三师改编而成,指战员中家乡观念十分严重,上井冈山后,当地因人员骤增而在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就不愿在井冈山地区继续过艰苦的生活,一心想回家乡去。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和第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又在下面鼓动群众闹着要回湘南。七月十二日晚,第二十九团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委员会议,“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十三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了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13)那时,红四军中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可以参加部队的管理,维护军队的纪律,监督连队的经济,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做群众工作,罢免基层领导干部。军事主官的决定,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同意,就很难执行。

  我们是军队,又对他们强制不得,只好让他们走。”“后来听说他们到来阳、安仁边界,就被民团抓住,统统杀掉了。大革命失败的初期,‘左’倾盲动主义真是害死人。”(14)四月中旬,陈毅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一部和湘南农军第三师、第七师以及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带领的第二团一起到达酃县的沔渡,和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汇合。何长工去见朱德,朱德非常关切地问他:“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能到?”何长工说:“两天左右可能会到宁冈。”(15)并说他带着第二团先赶回宁冈去,准备房子、粮食,欢迎两军会师。

  朱德、陈毅得知第二十九团内部出现的情况后,立刻写信给留在水新的毛泽东,并且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对第二十九团要返回湘南的行动加以阻止。“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因为那时永新告急,遂川亦增了兵,大部军队如去湘南,边界有立即丧失的危险,所以军队当时负责的同志都感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山之危,再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出。”(14)当朱德向士兵讲演时说,“军部没决定,怎么能回湘南?底下就喊:军长带我们回湘南。

  接着,朱德、陈毅带领直属部队从沔渡经睦村到达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分别住在附近的几个小村子里。四月下旬,(16)毛泽东率领部队从湘南的桂东、汝城返回砻市,立刻到龙江书院去见朱德。这时,朱德四十二岁,毛泽东三十四岁,开始了他们长时期亲密合作的生涯。当时在场的何长工回忆道:“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一到砻市,得知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顾不上一路征尘,立即带领干部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同志听说毛泽东同志来了,赶忙与陈毅、王尔琢同志等主要领导干部出门迎接。我们远远看见他们,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朱老总讲,革命要听命令。战士讲,你带我们回湘南,我们就听你的命令。”

  快走近书院时,朱德同志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又是那么深情。毛译东同朱德同志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7)会师后,两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在龙江书院召开了两支部队的连以上干部会议,通过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的各项决定与人事安排。接着,召开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五月二十日以后,改由陈毅任军委书记)。四军军委由二十三人组成,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

  (15)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不得不断然宣布撤销第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下令红军大队从酃县开往沔渡,仍准备回师井冈山北麓的永新。

  五月二日,毛泽东以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写报告给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概括地介绍了两军会师和部队合编的情况说:“前湘特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十师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毛兼十一师师长(本任周(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另一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机关炮略备。以朱师二十八团、毛师三十一团为较有战斗力”。(18)“五四”运动纪念日,在砻市隆重召开军民联欢会,庆祝两军会师和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会场就设在龙江西岸的河滩上,用几十只禾桶和门板搭起的主席台,上面用竹竿和席子搭起一个凉篷。会场中央整齐地坐着部队,四周是来自宁冈等地的群众。当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和党政军各方面的代表登上主席台,陈毅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时,几十名司号员奏起军乐,鞭炮齐鸣。陈毅首先宣布了四军军委决定,两军会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

  七月十四日,红军大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离开酃县城向东开拔。但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

  接着由朱德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大了,又有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19)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并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卫群众的利益。他的话音刚落,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6)红军大队从酃县到达沔渡时,刚一宿营,第二十九团的官兵又闹起来,仍坚持要回湘南。“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无用。”

  毛泽东讲话时,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会师后的光明前途。他说,现在我们部队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我们有革命的思想,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他那一部分。等到我们打胜了,就立刻分成几股躲到敌人背后去跟敌人玩“捉迷藏”的把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还在会上宣布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20)四军参谋长王尔琢讲了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各方面的代表也相继讲话,大家都热烈祝贺两军胜利会师和四军的成立。

  (17)红四军中再一次出现混乱。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先编成三个师九个团。不久,又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其中,第二十八团是原南昌起义的余部,第二十九团是宜章农民起义军,第三十一团是原秋收起义的部队,第三十二团是袁文才、王佐部队,第三十、三十三团是原湘南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地的农民起义军。

  十五日,为了整顿红军纪律和确定部队行动方向,红四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和杜修经参加了会议。会上,“朱德同志是不同意去湘南。”(18)龚楚却竭力主张把部队拉到湘南去,“还提出‘围魏可以救赵’,我们到湘南,把敌人引过来,可以促进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永新发展。”(19)随同大队行动并负有监督责任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也支持去湘南的意见。当天,红四军军委复议后,仍不顾这些反对意见,坚持作出东进遂川以解永新之围的决定。这时,第二十八团内又有人提出不回永新,要去赣南,说是“到赣南就食,一有事马上回来”。(20)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迫使军委改变返回永新的决定,同意第二十九团去湘南的要求。但军委领导这时还有一层难处:“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但二十八团士兵不大愿去。”(21)这时,杜修经怕担当责任,便提出“部队不忙行动,待我去茅坪同毛泽东商量一下,看他的意见如何再定。”(22)龚楚却说:“只能等一天,后天就不等了。”杜修经第二天赶到茅坪时,毛泽东却在永新。

  陈毅在第二年给中共中央所写的一个报告中讲到会师后部队组成情况:“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民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21)其中,朱部和湘南农军总数超过一万人,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兵力一下子增加五倍以上。朱部又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近千支枪,装备是最齐整的。他们的到来,无疑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杨开明说:“你们既然作出决定,你们就去吧!毛泽东那里由我去说。”杜修经赶回部队,最后定下去湘南。部队由污渡去湘南时,原有的军委取消,组织了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陈毅为书记。

  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22)以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名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七月十六日,红军大队由沔渡开到酃县水口。十七日,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从酃县水口出发,向湘南开进,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但是,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23)由于两军会合后集聚的部队过多,给养十分困难。五月底,红四军军委决定撤销师的番号,军部直属四个团: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原来以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和三十三团,在各县领导干部带领下,返回湘南。结果,这些部队分散到敌人兵力强大的湘南各县农村去,先后遭到失败。朱德后来谈到这件事,曾说这部分部队的返回湘南,“一方面是想恢复湘南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井冈山吃饭困难,其实还是可能的。结果,送回湘南给打垮了。”“对于保护革命种子上,给了我们很大的经验。当时,主要干部的地方观念也很重,一方面吵着要回去,一方面也准备要回去,那时克服农民意识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24)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传统和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聚集到一起,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而且对红军的刨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知道部队要去湘南,便派茶陵县委书记黄琳(江华)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追赶部队。这时,部队正在向湘南进军的途中。杜修经后来回忆说:“送来一封毛泽东要我们不去湘南的信,送到我手里,部队在休息,我看信时,陈毅在旁边,我看完后就给陈毅看。信是毛泽东写的,有两页。”(23)毛泽东这封写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的信,讲了许多不能去的理由。他说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

  为了纪念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朱德曾赋诗道: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

  现在形势的发展对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刻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他希望朱德、陈毅耐心说服部队,不要去湘南,留在边界坚持斗争。陈毅看完信后,杜修经问他:“怎么办?陈毅说宿营后,晚上军委开会决定。”(24)大队宿营后,军委决定就地休息一天。“第二天,开连以上干部会”。

  领导有方在百炼,

  (25)这次会议,是杜修经主持的。

  人民专政靠兵权。(25)

  会上,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朱德、陈毅拿来军用地图,摊在桌上,计算回去的路程。朱德提出要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要去湘南,劝大家赶回去解永新之围。他说:“回宁冈需要两三天时间。”龚楚是一直主张去湘南的。他说:“看来离井冈山近,但因大山相隔实在很远。”(26)还说回去走的是山路,而去湘南是下坡。仍坚持去湘南。并且提出这是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问题。两种意见,各不相让。萧克回忆道:“二十八团有意见,不愿去湘南。王团长(尔琢)就反对去湘南。杜修经在会上以省委代表的资格压人,非常专横跋扈,对王团长讲:‘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在水口住了一天,还是决定回湘南。”(27)会上虽然经过激烈争论,仍没有能改变杜修经、龚楚等坚持的要去湘南的决定。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28)和“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井冈山,位于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茂密,山上有生产粮食的水田和地势平坦的村庄,但只有几条婉蜒狭窄的小路可通。党的组织和群众都有相当的基础,是一个实行武装割据的理想的军事根据地。对朱毛红军来说,“因为鉴于过去军队没有一个根据地,流寇似的东闯西窜,得不到一个休养的机会,军队十分感觉疲劳,而甚难解决的,就是伤兵的安置问题,要找一个军事根据地,必须用力量去建立一割据区域。

  (29)

  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于是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为朱毛部当时唯一的工作和企图”。(26)从周围的情况来看,井冈山西侧的湖南方面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强,共有二十个师和两个教导团,而且都是本省的军队,但他们对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实行“进剿”,积极性不很高;东侧的江西,敌军兵力较弱,只有三个师,又是客籍的云南军队,“他们的军官和江西土豪劣绅的痛痒,不如湖南军官与湖南土豪劣绅的痛痒那样较为密切相关”。(27)所以,工农革命军一直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江西方面的国民党军队。

  后来,江华回忆起执行这次任务的情况时说:“我为这事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多里,找到陈毅、朱德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是在酃县一个大庙里面,都是干部。”“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结果挽回不了。”(30)红军大队一从酃县南下,以湘南农民为主体的第二十九团立刻一改原来那种“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的状态,行军速度飞快,一路上很少休息。第二十八团在后面紧追都跟不上。这时,朱德忧心忡忡,总觉得打郴州是凶多吉少。他后来说:“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样浓厚。”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时,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向井冈山地区集结。他们在湖南方面的军队除株洲、衡阳、宜章一带驻有重兵外,吴尚的第八军第一师已占据湖南境内的茶陵、酃县;江西方面的军队也正向湘赣边界扑来,杨如轩的第二十六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五月三日,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红军。(28)在此之前,国民党军队已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过一次“进剿”,所以这一次通常称为第二次“进剿”。

  “八月很远的去袭击郴州,那样远,又那样热,真是好冒险。”(31)龚楚写道:“攻郴州计划决定后,朱德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敌意外,决定先下桂东,威胁汝城,然后转攻郴州。于是我们即率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及郴州赤卫队于十七日出发,十八日下桂东,十九日至沙田,二十日进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营向汝城游击,二十二日由南洞出发,越过资兴的龙溪十二洞,经东江,于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进攻郴州。”(32)七月二十四日凌晨,红军大队赶到郴州城郊,原来以为城内是许克祥的部队,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队正准备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扎在郴州的并不是许克祥的部队,而是范石生的部队。

  由于朱毛会师的宁冈在江西境内,湘军已放松对工农革命军的“进剿”,而赣军仍继续加紧进攻。四月下旬,盘踞在江西永新县城的第二十六师杨如轩,已下令所属的第七十九团、八十一团立刻出动:第七十九团经龙源口直逼井冈山北麓的宁冈,第八十一团绕道拿山向井冈山南麓的遂川县黄坳方向迂回,企图分进合击,进犯井冈山。杨如轩自己带着第八十团在永新坐镇指挥。

  这正是朱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当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界时,曾得到范石生不少帮助。他们在韶关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现在遇到这种完全出乎意外的情况,使朱德感到十分为难。他反复思索后说:“不打了吧!”(33)杜修经坚持要打,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34)这时,红军大队已经开始行动,事实上也难于中止。

  在弄清敌情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砻市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采用“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先粉碎赣敌从遂川方向对井冈山的“进剿”。具体部署是: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作为主力,在遂川方向迎战对方的左路军第八十一团,相机夺取永新县城;毛泽东、何挺颖、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到宁冈、永新交界的七溪岭阻击向宁冈进攻的对方右路军第七十九团。

  红军大队在“郴州城东十多里的地方,碰到了范石生的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下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果然很快就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他们冲出一条道路,直奔郴州城。”(35)郴州城东有一条耒水绕过,并筑有一座大石桥连接两岸。攻城的战斗进展得很顺利。郴州城内驻扎的不是范石生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36)他们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红军以飞快的动作,冲过大石桥,杀向城内。城里的守军得知这支攻城的红军部队是朱德的部队后,“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自来缴械”。(37)郴州,是范石生的后方,刚刚组建了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很充足,而且都是新的。打开郴州后,红军涌迸城里。那时,湘南农民出身的第二十九团士兵“战场纪律不大好,特别有些农民意识严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罗罗嗦嗦一大堆,真不像个红军的样子。

  朱德、陈毅率领第四军军部和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经茨坪、下庄、行州,迅速向南挺进。第二十九团赶到黄坳,同对方第八十一团的一个先头营相遇。团长胡少海立即组织部队抢先占领街北的山头,向该营发动猛烈袭击。

  直到朱军长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38)第二十九团全散开了,发现敌情时都收拢不了。这也是郴州失败的原因之一。

  这个团原来是宜章农军,武器装备很差,只有少数枪枝,多数战士还使用着大刀、梭标,也缺乏战斗经验,但在胡少海的指挥下,发扬勇敢作战的精神,激战两小时,一举击溃这个营,缴枪四五十支。第二十九团首战告捷,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锐气。

  傍晚,第十六军驻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约五六个团进行反扑,向城内发起攻击。第二十八团在朱德的指挥下,守住了大石桥,并命令部队迅速撤退。“朱军长亲自掌握着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39)军部、第二十八团和特务营都过来了。第二十九团奉命先撤出郴州,在城郊集合。但是,他们在进郴州后,部队已自行散开,难以掌握;撤出郴州时又动作缓慢,被敌军切断,大部分没有过桥,直向宜章方向退散。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风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40)第二十八团安全撤出,损失不大。第二十九团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一百多人。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他们从郴州撤向资兴。

  第二十八团到达黄坳时,二十九团已经告捷。王尔琢随即率领第二十八团继续前进,当天下午抵达遂川五斗江,准备迎战从拿山方向开来的对方第八十一团主力两个营。当时,正在第二十八团的粟裕回忆说:“当时我们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29)第二天,国民党军第八十一团在团长周体仁带领下,从拿山扑到五斗江。

  七月二十五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军退到桂东、资兴、汝城之间的龙溪十二洞。由于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这时,红军士气不振、思想混乱。于是,红四军军委决定进行一次整顿。

  第二十八团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兼该团团长王尔琢指挥下,迅速占领有利地形,趁着暴雨后的大雾,迅速逼近敌人。全团约一千一二百人,同时发起攻击,“打了个把钟头,就把敌人打垮了。缴到了几百支枪。”(30)接着,朱德、陈毅率部从五斗江出发,追歼残敌,当晚在拿山宿营。第三天,在朱德指挥下,部队向永新奔袭,中午时分,在永新城外的北田附近追上了逃敌。这时,杨如轩命令守城的第八十团出城救援,企图扭转败局,可是士气已经大挫,在工农革命军的猛烈冲杀下,全线败退,逃往吉安。工农革命军乘胜占领了永新城。这是第一次占领永新,通称“一打永新”。

  当红二十八团开到桂东沙田后,在何长工主持下,召开了营、连党代表会议,会上认真总结了打郴州的教训,严肃批评了把部队拉到湘南遭到失败的错误,许多人要求湖南省委给社修经处分。接着,由王尔琢主持召开士兵代表大会。会上,朱德、陈毅在讲话中,回顾了两军会师后在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分析第二十八团官兵当前的思想状况和困难处境,沉痛指出前此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把部队拉向湘南的错误。朱德宣布:“只有重上井冈山才能保存和发展这支部队,才能扭转目前存在的被动局面。”

  永新是个比较富裕的城市。工农革命军本来缺衣少食,打开永新后军衣和粮食都得到了很大补充。正向龙源口开进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团,听到第八十一团惨败的消息后,也向吉安退去。至此,赣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进剿”被彻底粉碎。这是朱毛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取得的首次大捷。

  (41)会后,进行了整编,将军部特务营和第二十九团余下的一百多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还从地方武装和青壮年中动员了五百多名新兵充实第二十八团,为返回井冈山作了准备。

  占领永新后,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召开大会,朱德、陈毅、宛希先等在会上讲话。“朱德同志说,现在我们从湘南到江西来了,两天前在黄坳打了胜仗,前天到五斗江又打了胜仗,我们要在江西打出一个局面来。接着他讲,要加强纪律性,革命军队要爱护工人、农民,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军队要服从纪律,要守纪律,服从命令。他还批评了一些不守纪律的现象,说革命没有纪律是不会成功的,有一种人以为自己会打仗,就骄傲起来,以为了不起,我们用不着这种英雄豪杰,朱德同志还讲到打五斗江的事,他说,五斗江战斗时,敌人八十一团走了一夜,包围五斗江时是比较疲劳的。第二天他们袭击我们,二十八团就地反击,打得很好,缴了几百支枪。但是有个缺点,就是没有追击,因为敌人一晚没有睡觉,他们爬山来包围我们,又没有吃饭,下着雨,路又滑,而我们的队伍睡了觉,如果打垮他们后一直追下去,追他个六十里,追到拿山,就可以把他们消灭。朱德同志的这个批评很好,鼓舞了士气,又批评了缺点。”(31)在永新还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宣告成立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会后,按照毛泽东、朱德的布置,第二十八团留在永新城就地休整,第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分兵发动群众,协助当地工农兵政府成立农民协会,组织赤卫队、暴动队,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把这个经验概括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

  整编后,第二十八团实行分兵,在桂东地区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重新插标分田,帮助各区、乡恢复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朱德、陈毅在寨前、沙田、东水等地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说:“过去土豪劣绅剥削我们,种田的没饭吃,织布的没衣穿。他们把我们穷人压榨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要团结起来,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实现耕者有其田。”(42)在桂东东水的群众大会上,朱德宣布当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的要具备四个条件:一,家庭贫穷,受剥削大;二,没替反动派干过事,不是地主的走狗;三,勇敢坚决,不畏一切;四,年轻力壮,有点文化。在第二十八团的宣传和发动下,一个月内桂东各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

  国民党军队在五斗江失败后,并不甘心。五月中旬,赣军第二十六师和第七、第九师各一个团,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进剿”。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根据敌情,决定采用“敌进我退,声东击西”的战术,待对方深入到根据地内后再消灭它。

  红军大队离开边界后,毛泽东、宛希先等率领第三十一团在永新阻击敌人。为了拖住赣敌的进攻,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分兵三路,迎击敌人;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彼时敌军势力甚大,计有五团之众,加之第六军的张部及罗定邦亦有三、四团之多前来援助,合计兵力有八、九团之众。我军仅一团人与之周旋二十日之久,围住敌人城市二十里内外,不敢乱动。”(43)后来,国民党军队得知红军大队已西去湘南,便展开猛烈攻势。为了保存实力,毛泽东带领第三十一团一部,退到永新的小江区。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和平原地区相继失陷。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大部被破坏,“农民被屠杀者以千计,房屋被烧者不计其数。”(44)杨克敏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次失败,我们叫作‘八月失败’。”

  毛泽东、朱德命令第二十八团主动撤出永新县城,退回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宁冈,积极备战,待机出击;第二十九团在永新东面的高桥、天河一线,不断骚扰敌军,使他们处在疲惫不安之中。

  (45)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46)八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九陂召开有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特委紧急会议,研究挽救井冈山根据地严重局势的对策。会议正在进行中,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又带着省委的指示信来到九陂。湖南省委仍命令红四军“向湘东发展”,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求红四军“毫不动冶地执行。会上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驳斥湖南省委的错误主张。正当会议进行期间,有一个给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农民带回了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消息。与会者更加气愤,纷纷指责湖南省委的错误决定。会议的内容也转入讨论如何扭转局势,避免第二十八团再受损失,决定由毛泽东、宛希先带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湘南寻找第二十八团;由朱云卿、何挺颖带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会同袁文才、工佐的第三十二团留守边界,坚持斗争。

  五月中旬,赣军第二十七师师部率七十九团和二十七团的一个营进占永新城,赣军主力近四个团南渡禾水河,企图由龙源口进攻宁冈。

  第二天,毛泽东、宛希先就带着第三十一团第三营,从九陂出发,直奔湘南。

  乘赣军从永新出动向龙源口搜索的机会,工农革命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在营长员一民、党代表匡祖泉率领下,采劝声东击西”的战术,从永新西乡出发,经莲花边境向湖南茶陵的高陇奔袭。摆出主力西出湖南的架势,迷惑赣军,并搜集报纸和有用的资料。高陇是湘、赣两省交界处的重要通道,在军事上十分重要,湖南国民党军队派有重兵防守。工农革命军第三十一团一营同守军激战,未分胜负。接着,朱德、陈毅率领第二十八团从宁冈赶到高陇增援,在界首附近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会合后,立即向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两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多连,获枪百余支。在高陇战斗中,红军也付出不小的代价,伤亡数十人,第三十一团第一营营长员一民不幸中弹牺牲。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宛希先率部进入桂东县城后,就派人去东水红四军军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第二天上午,朱德、陈毅从沙田赶到桂东县城见到毛泽东。

  工农革命军出击高陇的行动,果然迷惑了对方。杨如轩误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已西去湖南,根据地内兵力空虚,便放胆地向根据地腹地进犯。毛泽东那时在宁冈,当赣军主力离开水新城后立刻写信给朱德、陈毅,要他们率领部队迅速折回,东袭水新,迫使已进到龙源口的两团赣军返回,打破他们企图进占宁冈的计划。朱德、陈毅接到毛泽东来信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

  随后,在桂东唐家大屋召开有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宛希先、杜修经等。下午会议仍在进行时,湘军吴尚第八军第三师有两个团在桂东县挨户团的配合下,突然分两路袭击桂东县城,插入城中,将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隔开。

  朱德在会上动员部队长途奔袭永新,端掉杨如轩的指挥部。他说:“打他的心脏,打他的指挥机关,打他的脑袋瓜子,一个铁掌把他的脑壳打碎,他们就完了。我们今天走几十里路,明晚奔袭永新城。如果你们同意,就准备爬城头,准备楼梯。”(32)那时红军攻城没有炮,炸药也不多,只能搭着云梯爬城墙。

  毛泽东和朱德立刻指挥第二十八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冲出城去,占据有利地形,进行阻击。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打退湘军多次进攻后,为了避开强敌,随即撤出县城,转移到沙田附近的寨前。在这里,前委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返回边界,继续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会上还撤销了七月中旬按湖南省委命令组织的前委,另行组织行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47)决定杜修经、龚楚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领导湘南人民的斗争。

  朱德、陈毅率领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营离开高陇出发,突然向东袭击。这一天,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路上又满是石子,十分难走。部队冒雨急行军一百三十里,当晚赶到澧田,严密封锁消息,集结待命。澧田跟永新城相距三十里,是永新西面的一个大集镇。

  八月二十五日,红军大队分两路回师井冈山。当部队到达崇义县的新地圩时,担任前卫的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伙同该营的副营长和党代表,擅自带着第二营四个步兵连和团部的机枪连、迫击炮连向思顺开去,企图叛变,投靠赣军刘士毅部。在行进途中,几个连的干部发觉方向不对头,感到袁崇全可能要叛变,连夜带着两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返回,向军部报告。

  第二天凌晨,朱德率部队从澧田出发。在逼近草市坳时,突然遇到赣军第七十九团也从水新方向开来。他便利用草市坳的有利地形迎击敌人。草市坳是澧田、永新之间的一个山凹口,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一条山路绕着山脚转。山虽不高,但杂草丛生,林木繁茂。朱德根据敌情和地形,作了部署。

  朱德、陈毅立刻派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带着一个营前往思顺,追回了被袁崇全裹胁走的第二营第五连和迫击炮连。可是,当王尔琢带着警卫员进入袁崇全盘踞的村子喊话时,遭到叛徒枪击,不幸牺牲。但大部分部队还是回来了,袁崇全只带着几个人向遂川方向逃走,去投奔刘士毅。

  上午,赣军第七十九团果然钻进朱德预设的包围圈。王尔琢指挥第二十八团奋勇冲杀,赣军伤亡惨重,慌忙向后撤退。刚到草市坳的大桥头,又被埋伏在那里的工农革命军挡住去路。这时,工农革命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了第七十九团,团长刘安华被当场击毙,缴枪数百支。正在永新城里的杨如轩,突然接到报告说工农革命军已经打来了!

  王尔琢是红四军的优秀指挥员,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牺牲前是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作战勇敢,又会做政治工作,在部队中很受敬重。他的牺牲,是红四军的重大损失。杨得志回忆道:“我们怀着悲痛和对叛徒愤怒的心情,从烈士遗体边走过。不一会,朱军长来了。他悲伤地低着头,在王尔琢同志的遗体前脱下军帽,站了好久好久??。”(48)这以后,红军大队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率领下继续向边界开进。

  他还不相信。这时,枪声大作,他便慌忙地换上便装,从城墙上吊下来,又被流弹击伤,狼狈逃回吉安。朱德率领四个营的兵力,在一天内连打两次胜仗,击溃了赣军第二十七师,乘胜开进永新城,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彻底粉碎了赣军的第三次“进剿”。这就是二占永新。

  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主要责任在谁?毛泽东曾对江华说:“主要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问题,军队内部也有责任,二十九团的龚楚,还有些人附和他,结果去了湘南,就失败了。”(49)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也曾说:“‘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社修经起主要作用。当时军队由特委指挥,湖南省委要部队回郴州,在战略上不对。”(50)九月八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回到井冈山南麓江西遂川境内的黄坳。

  当年在第二十八团任党代表的何长工说:“朱德同志出色地领导这次奔袭草市坳、二占永新城的胜利战斗,是有远见,有预见的。”“特别是二占永新的胜利,表现了朱德同志非凡的指挥才能。”(33)四十年后,杨如轩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曾说:“我奉蒋介石命,向井冈山进攻,把指挥部设在永新。当时,毛主席指挥工农红军守在龙源口,我攻了几天都攻不下,万万没有想到,朱委员长率另一支部队以一天一夜走一百八十里的速度,从宁冈、莲花绕道而来,给我一个措手不及。刚刚得报永新西乡有警,接着,我的指挥部后方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在仓皇撤退中,我只好跳城墙逃命,弄得狼狈不堪。”(34)五月二十日,在井冈山麓的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永新、宁冈、遂川、茶陵、酃县、莲花等县和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组织的代表六十多人。其中有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宛希先等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第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边界“一大”后,在宁冈茅坪仓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袁文才任主席。

  当红四军大队回到井冈山时,主力部队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的损失虽不大,但全军的数量质量都不如以前。杨克敏(即杨开明)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51)“不过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休养,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亦有进步,边界群众组织亦逐渐恢复。”(52)那时,国民党“赣西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欺我败残,以五营追我至遂川”。

  江西国民党军队的两次“进剿”失败后,并不甘心,在六月上旬又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四次“进剿”。由于杨如轩的第二十六师已在草市坳遭到惨败,这次赣军改由杨池生部为主力。杨池生任总指挥,带着他所率领的第九师的三个团,会同杨如轩的两个团,采劝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边界地区大举推进,湘军吴尚的第八军第二师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进,企图从西面骚扰根据地,配合赣军的进攻。

  (53)毛泽东、朱德在黄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制定了攻打遂川的计划。

  毛泽东、朱德得知后,“首先命令红军于五月底首先撤出永新城,集结于宁冈休整,伺机歼敌。”(35)随后,在宁冈茅坪召开军事会议,分析敌情,定下“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36)的方针,决定集中兵力对付赣军杨池生和杨如轩部,对湘军吴尚部取守势。但在第一阶段,先采劝声东击西”的战术,故意向西出击湖南酃县。这样做,既可牵制湘军,使它不敢轻举妄动,又能引诱赣军出动,便于红军调转头来歼灭它。为此,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军主力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二十九团,西征酃县;袁文才、王佐带领第三十二团留守根据地,密切监视赣军的动向。

  九月十二日,红军由黄坳出发,到达遂川县的堆子前一带宿营。经过侦察,得知赣军在遂川城外已布下包围圈,打算派一支小分队引诱红军进入包围圈后加以歼灭。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将计就计,由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和遂川县赤卫队一中队作为前卫,突破敌人包围圈后,再杀回马枪,使敌人措手不及;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和遂川县赤卫队二中队作为后卫,当前卫打响后,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形成前后夹击,实行反包围。

  会后,毛泽东带着第三十一团从茅坪出发,进入酃县的沔渡、十都;朱德、陈毅率领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由茅坪的西南方向进入酃县的十都同第三十一团会合,击溃吴尚的一个团,迅速占领酃县县城。杨池生、杨如轩得知红军主力占领酃县的消息,以为有机可乘,立刻发动向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杨如轩作为前线总指挥,带着第二十六师的两个团和第九师的一个团,向新老七溪岭进犯。杨他生带着第九师的另外两个团守在永新城里。杨如轩在白口设立前线指挥部,亲率他那两个团向老七溪岭进犯,杨池生部一个团向新七溪岭扑去。

  九月十三日晨,朱德作了简短动员后,两支队伍一前一后地出发。上午十时左右,第二十八团在草林附近,遇到一股赣军。打响后,赣军自以为得计,一面还击,一面朝遂川城佯作溃退。红军紧追不舍。赣军指挥官看到红军的炊事担子都过来了,以为红军已全部进入埋伏圈。于是命令设伏的军队迅速向县城移动,实行包围。这时,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和县赤卫队二中队突然赶到,冲向敌阵。第二十八团也调转头来,杀了个回马枪,大败赣军,一举夺取遂川城。在遂川筹了一些款,还买了不少布疋和药材。这次战斗,红军以四个营,打败了刘士毅的五个营,“缴枪二百五十,俘营长、连长各一,排长三、四,士兵二百余,余部退赣州。”(54)在战斗中,红军击毙了叛徒袁崇全,大快人心。这是红军回师井冈山后的首战告捷。

  得到赣军已从永新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立刻率领主力迅速回师宁冈。六月二十二日,在宁冈新城由陈毅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详细研究了歼敌计划。会上,大家围绕着打不打和怎样打的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

  九月二十四日,赣军李文彬部从泰和赶来增援;同时,刘士毅部独立第七师从赣州开来,企图合击红军。红军撤出遂川后,在九月二十六日返回井冈山上的茨坪。

  有的人提出杨池生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我们部队武器低劣,条件较差,很难取胜,主张后撤。大多数人认为红军有许多有利条件,战士觉悟高,战斗勇敢,两次打败杨如轩,士气高昂,在根据地内作战,是以逸待劳,还有广大群众的支援。而敌人是劳师远征,长途行军,已疲惫不堪,又屡遭红军和游击队的打击,士气低落。这是关系到根据地存亡的一仗,应该坚决打好。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打敌人的正面;一路打敌人的背后。”

  这时,赣军正在调防,原来驻守在永新、宁冈一带的杨如轩和杨池生两部调去吉安整编。属于江西地方势力的国民党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周浑元接替“两杨”的“进剿”任务,进驻永新和宁冈新城。为了摸清红军情况,周浑元派两名女探子化装后到茅坪打探消息,被当地暴动队员抓获。经过审讯弄清敌军的情况后,朱德决定有意给那两个女探子留下红军大队未归的印象,并且故意造成让她们有脱逃的机会,放她们回去报告。果然,周浑元以为红军大队未归,便派第二十七团一个营,在营长周宗昌的带领下,会同当地地主武装靖卫团前来偷袭茅坪。

  (37)朱德说:“因为新七溪岭是杨池生的主力,由我率二十九团截击敌人,而由陈毅、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主攻,出击老七溪岭敌人的后背。”(38)二十三日,按照部署朱德率第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个营,占领新七溪岭的有利地形,阻击杨池生部的李文彬团;陈毅、王尔琢带着第二十八团,赶往老七溪岭迎击杨如轩的两个团;袁文才带着第三十二团一部和永新赤卫大队,从武功潭一带侧击敌人。

  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朱德在茅坪召开各团干部会议,布置歼敌计划,决定利用坳头垅有利地形,设下包围圈。坳头垅在两座高山之间的一条狭长的山沟中,是从宁冈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在朱德指挥下,红军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第三营和第三十一团,埋伏在狭沟两侧的高山上;第三十二团袁文才部以少数兵力在沟口引诱周部;第二十八团第一营从正面出击,以便将进入坳头垅的赣军一举歼灭。

  新七溪岭,是永新经龙源口通往宁冈的要道,山高路险,林木丛生,又修有相当的工事。第二十九团在团长胡少海带领下,遵照朱德的命令,首先抢占新七溪岭的制高点望月亭一带,赣军在李文彬指挥下,也向制高点冲来。

  十月一日,周宗昌带着六个连,拿着浸过煤油的草纸进入茅坪,准备大烧大杀。当他们全部钻入坳头垅后,朱德立刻下令各部队发起攻击,一营赣军挤在垅内进退不得。这次战斗,全歼赣军一个营,活捉营长周宗昌,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乘胜收复了宁冈全县。这就是二战二捷。

  第二十九团多次打退赣军的进攻,一直坚守在阵地上,但赣军凭着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火力猛烈,逐渐占了优势,抢占了红军的前沿阵地风车口。红军第三十一团一营赶来增援,仍未扭转局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朱德同志手提花机关枪赶至望月亭,组织力量把敌人压下去了。”(39)夺回了前沿阵地风车口。

  坳头垅战斗后,赣军李文彬部错误地估计情况,以为红军将进攻永新,便匆忙从遂川出发,绕道泰和增援永新,在遂川只留下独立第七师一部。朱德、陈毅经过周密研究,认为可以趁机拿下遂川为部队解决给养问题。十月十三日,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再攻遂川。赣军第七师留驻遂川的部队不战而逃。

  在老七溪岭方向,杨如轩带着他的第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一大早就向老七溪岭攻击,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百步墩。红军第二十八团因为路途较远,赶到时已处在不利地形。他们在王尔琢指挥下,多次发起攻击,都未奏效。

  红四军再占遂川城。然后,分兵五路游击,发动群众,分配土地,重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壮大地方武装,筹集到一万块现大洋和大批物资。

  而赣军的大部队赶到,居高临下,正向第二十八团压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王尔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第三营营长萧劲,从部队中抽调班、排长和共产党员组成“敢死队”,趁敌人中午休息时发起攻击,经过几次猛扑,占领了制高点,夺下百步墩。“萧劲同志战死,获得首先胜利。”(40)接着猛打猛冲,不给对方有喘息的机会,一直把这支赣军压到龙源口一带。

  这时,周浑元旅乘红军主力在遂川,派出第二十七团在十月底从永新再次入侵宁冈新城,企图占据茅坪,进攻井冈山。同时,李文彬部的两个团在独立第七师的配合下进攻遂川。红军“为避免硬战”,在十一月二日退出遂川,回师井冈山。“欲以迅雷之势进攻敌力较弱之宁冈、永新,打破包围之一面。”(55)十一月九日,红军主力出击。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部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由茅坪出发,攻击宁冈新城之敌。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歼敌第二十七团一个营;赣军余部逃向龙源口,红军紧追不放,再战龙源口,又歼灭一营。一天之内,共歼敌两个营,击毙营长一人,俘虏副营长二人、连长一人、排长一人、士兵一百多人,缴枪一百六十多支。这就是三战三捷。

  正在新七溪岭上恋战的赣军李文彬部,听到红军夺取老七溪岭上的百步墩、杨如轩的部队已溃逃的消息后,慌了手脚,准备退走。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第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发起全面进攻。李文彬再也无法招架,带着部队冲向龙源口,打算夺路而逃。埋伏在武功潭山上的第三十二团和永新赤卫大队,在袁文才带领下,趁势袭击设在白口的杨如轩的前线指挥部。杨如轩在向永新城逃跑的途中,被击伤。

  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后的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扭转了“八月失败”后的被动局面,重开了边界割据的新局面。

  朱德率领新七溪岭上的部队,乘胜迫击,在龙源口会同第二十八团,把赣军团团围祝经过异常激烈的肉搏战,来犯赣军因腹背受敌,军心瓦解,全线崩溃。龙源口一仗,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获步枪四百支,重机枪一挺,取得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最辉煌的胜利。

  但当时边界在经济上越来越困难。“九月、十月,敌人不来攻打,专门围上不动,说是‘久困穷追’。这是王均干出来的新政策。”“我们尽量发展地方工作,不大打仗,战士的生活都变得很苦,都是单衣,天天吃的南瓜。”

  龙源口战斗,是井冈山时期最大的一次战斗,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红军乘胜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城,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杨克敏一九二九年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写道:“去年至五月战争大略情形,其间大小战争凡经过十余次,平均每五天要打一次,总是我方占优势。作战的时候,常是我们的人多,敌人较弱,乘势歼灭之。六月二十三日在龙源口(永新境内,由宁冈人永新的道路)一战,赣敌共三团,杨如轩指挥之,我军亦三团与敌战一日之久。敌为二十五、六团江西军队之最狠的部队,战斗力最强,都系老兵,技术熟练。这次战争敌我兵力相当,为江西所未经过的大战。其间进退周旋,经过许久的肉搏,因为我们占得地形的优越,敌仰我俯,居高临下,幸幸(悻悻)一鼓败之。其间战机的危险非常严重,不为敌人所败者几希。”

  (56)

  “此役敌三团全溃,缴枪约七八百支,杨如轩带花逃跑,俘虏敌兵官长士兵甚多,敌死伤数百,我方亦有死伤,敌遂退出永新,永新即完全力红军占领。”

  十一月六日,朱德参加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特委委员、军队和地方活动分子共三十余人,还有湖南省委的代表袁德生。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六月四日来信,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例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党的最高机关立即组织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织之,毛泽东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57)十一月十四日,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宁冈新城召开。到会代表七十九人,除第三十二团第一营远在永新执行任务,来不及选派代表参加外,其余各部队党支部都有代表出席。大会历时两天,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等各项重要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选举了二十二人的军委,朱德为书记(照中央指定),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前委。对外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58)根据红四军“六大”决议的精神,从十一月中旬开始,红四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这时,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内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至粮食奇缺。因为根据地内的土豪几乎已被打尽,筹款也有许多困难。连红军官兵除粮食外“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59)都难以为继。一日三餐离不开红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依然光着脚,穿着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不怨恨什么人。”(60)当时,在红军中有两首歌谣,正是这种艰苦生活的生动写照:“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净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41)边界群众在龙源口大捷后流传着一首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42)当年曾多次进犯井冈山的杨如轩,在五十年后回忆起这次惨败时,在一首诗中写道:“三十余年一梦空,永新附逆妄交锋。那堪旗鼓未成列,已报弹花满市中。飞将白天突兀扑,两杨无计把身容。一团劲旅平中国,豪语铭心服总戎。”(43)他在这里所说的“豪语”是指一九二七年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时,曾写信给他说:“训练一团人,打败蒋介石。”这个预言已变成了现实。

  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和储备一定的粮食,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这些粮食大部分从宁冈的大陇背来。大陇的粮食是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存在那里的。朱德也常去挑粮和背粮。来回一百多里地,翻山越岭,顶风冒寒,非常辛苦,有人回忆说:“一些人叫朱德同志伙夫头,他满身衣服上都是油,帽子上也有油,和我们战士打成一片。他挑粮我是亲眼看见的,他把裤子脱下来背米,把裤头、裤脚捆起来背米上山。”(61)他还常“穿双草鞋,戴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62)战士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为了照顾年过四十的朱德,把他挑粮用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就让人向老乡买了一根毛竹,又做了一根扁担,并在扁担上写下“朱德记”三个大字,以防别人再拿走。朱军长带头下山挑粮的事迹,在井冈山上传为佳话,战士们编成歌谣赞诵: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

  在这个时期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三次“进剿”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把红军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指导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

  那条记录着红军光荣传统的“朱德扁担”,至今仍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遂川的北部,酃县的东南部。红色割据区域的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万人口。

  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朱德也处处作出榜样。他一直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从不吹胡子瞪眼地训人,而是循循善诱地向战士们讲道理。他很懂得战士们的心理。陈毅曾对人讲过一件事:“在一次部队作战失利退下来的时候,看到部队战士破坏纪律,乱拿老百姓的东西。他(指陈毅——引者)立即上去指责。那个犯纪律的战士,不但不听,反而扭转枪头放了一枪。陈毅同志对此气极了,把这事告诉朱德同志。朱德同志听到后说:‘傻子!打了败仗退下来,战士肚子里饿,违犯了纪律,这时你去批评他,他是不会听的。只有让他吃好,休息好,到第二天集合起来,提出批评才有用处。’由于朱德同志善于带兵,一般作战失利士气低落的部队,经他带一段时间后,很快就会把士气提高起来。”(63)在平时,他也处处以身作则,十分关心战士。部队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但他在行军作战中多半是步行,把骡子让给伤病员骑。因此,深深得到战士们的敬爱。

  井冈山革命斗争所以能开创出这样一个全盛时期,可以说是朱、毛会师的直接结果,亲身经历过这个时期斗争的谭震林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

  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44)朱德同志也谈到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的胜利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红军后来取得胜利有关。”(45)“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当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连长的萧克这样回忆:“当时四军官兵特别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三河坝失败后继续战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只要朱德军长在,就感到踏实。”

  (46)朱德在井冈山武装斗争中发挥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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