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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书法,既包括平城古都96年期间所辖地域发现的书法珍品,也包括迁都洛阳之后平城地域发现的书法珍品。作为北魏腹地近200多年究竟遗存多少翰墨珍宝,恐怕

稀世珍品《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题记》

晖福寺碑-书法欣赏

晖福寺碑,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刻,楷书,24行,每行44字,高294厘米,宽90厘米,额下有穿,下部作束腰形,碑阴刻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姓氏,是研究民族史的重要资料。此为中国名碑之一。原存陕西澄城县,碑石原在陕西澄城县,当地人禁拓,故传本很少。现藏西安碑林。

暂时谁也难以说清。

《兰亭序》后百二十年的墨书真迹

         晖福寺碑位于陕西澄城县,现存西安碑林。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立。额篆书题“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九字。过去,当地禁人摹拓,故传本极少,后不复禁拓,传本始多。《晖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时期最著名的楷书碑刻。就其书法欣赏特点而言,仍以方笔为主,棱角鲜明,结体严谨,略有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曲张之势,茂密的结体现出欹侧的姿致”。所以康有为称它是“丰厚茂密之宗”,在字体结构的避让上已经很成熟,汉末魏晋隶书的影子已经难以找到。

篆额为“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此碑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北魏早期作品,用笔方峻而端整,锋芒毕露,与《张猛龙碑》风格极似。

从现存北魏平城碑刻遗迹来看,可有以下46件:

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题记》,司马金龙墓中的木板屏风漆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已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在北朝绘画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且使我们从实物而不是唐人摹本由此及彼地目睹了晋顾恺之《女箴图》的基本面目和风采。与绘画相比,其上大量精彩的墨书却尚未引起书界重视-殊不知这些书迹的形成时间仅比书圣王羲之的书事活动晚120多年。司马金龙墓出土品相较好的屏风漆画有五件,每件高81.5厘米,宽20.5厘米,厚约2.5厘米。画面均以金色横线界为上下四栏,所绘内容为孝子、列女故事。如第一屏上栏即为汉刘向《列女传》中的有虞二妃,榜题有虞帝舜、帝舜二妃娥皇、女英、舜父瞽叟、舜弟象、舜后母嚚等六个人物。第二栏即《列女传》之周室三母。榜题有周太娰、周太任、周太姜等三个人物。第三栏似与《列女传》之鲁之母师有关,但又不是《列女传》中鲁师之文,榜题为鲁师春姜和春姜女二人。第四栏题汉成帝倢伃班氏和汉成帝二人。班倢伃事不见于《列女传》,显然是依《汉书o外戚传》改写而成[《汉书孝成许皇后传》: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蛾而大幸,为倢伃,居增成舍,再就馆,有男,数月失之。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倢伃同辇载,倢伃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除虞舜栏有题名而无说明题榜外,中下部三栏都有较长的榜题文字。第二栏周室三母榜文存4行,每行20~23字,可读者70字左右。第三栏鲁之母师6行,四围仅存60余字。第四栏班倢伃不同辇,存三行,可辨者70字。此画面共存250字。其余四件,除孙叔敖一件画面榜题失色,仅可识20余字外,另三件齐宣王屏存9行,可辨100余字,孙叔敖母、卫灵公夫人、齐相田稷3栏、17行可辨者170余字;卫灵公、灵公夫人屏正反两面5栏、22行130余字。总其5屏7面共余670余言。这些榜题文字古朴典雅,端庄秀丽,结体宽舒,笔势开张。点画多为楷法,起收略呈方势,自然畅达。撇捺舒展,撇修长而不显其弱,捺势峻而愈见沉着。折笔劲健,右肩顿挫成方,既承右军、大令笔致,已开魏碑、唐楷先河。如果说此书尚见隶书韵致,就该是七分楷而三分隶了。这些精美的小楷书与一幅幅列女故事画匹配,真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了。

      《晖福寺碑》,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刻,楷书,额下有穿,下部作束腰形,碑阴刻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姓氏,是研究民族史的重要资料。此为中国名碑之一。  

北魏时期是书法艺术史上蓬勃发展的阶段,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北方中原地区书法以北魏碑刻为代表,因此“魏碑”、“北碑”成为北朝书法的代名词。北朝各政权都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人民性格朴质豪放,倡导尚武精神,同时又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在书法艺术上则表现出雄峻坚实的艺术风格。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言其十个特点:“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宕昌公晖福寺碑》是北魏书法佳品之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书法整篇宏整遒丽,下笔锋芒内敛,线条凝炼,结体气势豪放。用笔方圆兼备,以圆为主。与同时代北魏碑刻作品相比,风格接近于稍晚于它的永平四年(511)的《郑文公碑》。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这两通碑同列为“妙上品”,并评价说:“《宕昌公晖福寺碑》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

1.《王斑》《王礼斑妻舆》墓砖

北魏太和年间平城的书画家,尤其是可能与司马金龙墓画品、书品有关的人物有几位。一位是蒋少游,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以佣写书为业。《水经注》说,平城(皇信)堂之四周,图古圣忠臣烈士之容,刊题其侧,是辩章郎彭城张僧达、乐安蒋少游笔[《魏书蒋少游传》《水经注灅水》第251页]。此人自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一直在平城,他有可能为司马金龙墓作画。而操笔书题可能性更大的是另一位艺术家王遇。王遇,羌人,本名钳耳庆时,他是文明太后的宠阉,官散骑常侍、安西将军,进爵宕昌公。拜内行尚书,转吏部尚书,《魏书》说他遇性巧,强于部分。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皆遇监作。《水经注》说,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祇洹舍于东皋,椽瓦梁栋,台壁棂陛,尊容圣像图制可观庭中有《祇洹碑》,碑题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北史王遇传》,《水经注灅水》]。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还说,武州山十寺中,崇福(寺)则成于钳耳(王遇)。王遇在大同地区留下的遗迹,祇洹寺只剩下一个被称为二猴(耳侯)圪瘩的夯土台,云冈石窟被指为古崇福寺的五华洞东部的两组双窟虽然分化比较严重,但其精美的雕刻还是可以窥见作者的艺术眼光和造形能力。而书法呢,有远在陕西澄城县发现的太和十二年(488年)七月的《晖福寺碑》,碑有宕昌公晖福寺碑篆额,铭有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王庆时于本乡南北旧宅,上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等语。《晖福寺碑》篆额想与平城东郭外祇洹碑一样,都是王遇所书,岂止是碑题大篆,就是晖碑的小篆碑额也不算高明,非佳耳诚为的评。然而晖碑的楷书碑文却法度森严,为北魏平城书法的上品,这也便是王遇的书法水平。既然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是他设计和施工的,而且《水经注》有(永固)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趺,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的记载[《水经注灅水》]。那么,方山永固陵能不留下一点王遇的手笔?20年前,云冈研究所刘建军君在方山捡得一小块有字残石,可辨者惟綖妻赋三字,这是不是王遇所书呢?当时不敢辄定。现在有了《晖福寺碑》,就可以在对照中得出结论了。

     如果我们将其与北魏洛阳的“魏碑体”相比,洛阳“魏碑体”的写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备。但是不能否定在笔画的舒展开张,撇捺的雄健有力,结体的大开大合,结构的欹侧,气势的雄劲上都远不及洛阳“魏碑体”。《晖福寺碑》的上述特点使其表现出探索者和先驱者的角色。平城楷书对洛阳“魏碑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殷宪说:“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同样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对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

来自百度百科。

太祖道武帝永兴元年,存大同市民间

日人谷川雅夫认为,《司马金龙墓人漆画题记》、《晖福寺碑》和《定州石函盖铭》书风有共同之处。这里我没有涉及石函盖铭,就方山残刻与晖碑相较,除隶意多寡有别外,共同的书写风格是显而易见的。此刻不但与晖碑相似,而且与司马金龙墓木屏风题字也有相同之处。三者共同书风是否说明这三种书迹,即太和五至十四年的方山刻石、太和八年的漆画榜题、太和十二年的《晖福寺碑》是否都出于王遇之手呢?方山残石字太少,不好比对,我曾把《司马金龙墓木屏风漆画题字》与《晖福寺碑》中相同的字找出40多例,细心的读者自会作出结论。

       此碑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北魏早期作品,用笔方峻而端整,锋芒毕露,与《张猛龙碑》风格极似。

2.《魏文朗造像碑》

值得注意的是晖碑为铭刻体,木屏风书为手书墨迹,前者多方笔,也多隶意,后者则近于二王楷书。古人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说法,王羲之父子的真迹是难于看到了,有司马金龙墓题书在,亦足慰此千古之憾。

更多书法欣赏

太武帝始兴元年,存陕西省耀县药王山碑林

附记:这些年来,由于我的倾心研究和大力倡导,北魏平城书迹这个冷面孔、冷话题已逐渐进入书家、学者的视野。2006年12月,我的书学论文《北魏平城书法综述》竽列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名单之中,这说明魏碑平城体这个新的命题以及北魏平城百年书事活动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愈益得到书界的重视。恰好手头有将刊未刊的《北魏平城书迹》书稿,全书数十篇文章,分为五个类型。上面抽出的就是这本书前极其简短的概述及每一部分的简要提示。同时从这五则提要所引领的各类文稿中各择一篇,依着格致文库的体例和要求,加以删削和重构,以期使读者对1500多年前北魏平城时期的书事活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3.《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

太武帝嘉元八年,存日本中统不折博物馆

4.《中岳嵩高灵庙碑》

太武帝太延二年,存河南省登封县嵩山

5.《皇帝东巡之碑》

太武帝太延三年,存河北易县

6.《大代华岳庙碑》

太武帝太延五年,存陕西华阴县华山

7.《司马芳残碑》

太平真君元年,存西安市碑林博物馆

8.《嘎仙洞祝文刻石》

太平真君四年,存大兴安岭鄂伦春嘎仙洞壁

9.《孙恪墓铭》

太武帝正平元年,存大同市民间

10.《平国侯韩弩其妻碑》

文成帝兴安三年,存大同市云冈石窟

11.《中岳嵩高灵庙碑》

文成帝兴安五年,存河南省登封县嵩山

12.《尉迟定州墓门石刻铭》

文成帝太安三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13.《皇帝南巡之颂》残碑

文成帝和平二年,存大同市灵丘县觉山寺

14.《邸府君碑》

文成帝和平三年,存河北省曲阳县北岳庙

15.《曹天度造九层塔题记》

献文帝天安元年,塔身存台北,塔刹存山西省朔州市崇福寺

16.《叱干渴侯墓砖铭》

献文帝天安元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17.《长安人谒侯砖》

献文帝天安元年,存大同市考古所

18.《申洪之墓铭》

孝文帝延兴二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19.《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铭》

孝文帝延兴四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20.《陈永夫妇墓砖铭》

孝文帝延兴六年,存大同市阳高县文物所

21.《光州灵山寺舍利塔下铭》

孝文帝太和元年,存山东省黄县

22.《宋绍祖墓砖铭》及石刻题记

孝文帝太和元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23.《富贵万岁瓦当》

孝文帝太和五年,存大同市民间

24.《五级浮图石函铭》

孝文帝太和五年,存河北省定县

25.《邑师法宗造像记》

孝文帝太和七年,存大同市云冈石窟第11窟东壁

26.《司马金龙墓表》

孝文帝太和八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27.《司马金龙墓铭》

孝文帝太和八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28.《司马金龙墓寿砖》

孝文帝太和八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29.《杨众度砖铭》

太和八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30.《明堂瓦当》

孝文帝太和十年,存大同市考古所

31.《晖福寺碑》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存陕西西澄城县

32.《比丘尼惠定造像记》

孝文帝泰和十三年,存大同市云冈石窟17窟南壁石刻

33.《屈突隆业墓砖铭》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34.《阳城惠也拔》残砖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存大同市民间

35.《大代万岁瓦当》

孝文帝太和十五年至十六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36.《盖天保墓砖铭》

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存大同市民间

37.《吊比干文碑》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存河南省卫辉县

38.《冯熙墓志》

孝文帝永平元年,存河南省孟县民间

39.《封和突墓志》

宣武帝景明二,存大同市博物馆

40.《比丘尼昙媚造像记》

宣武帝景明四年,存大同市云冈石窟

41.《元淑墓志》

宣武帝永平元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42.《高琨墓志》

宣武帝延昌三年,存大同市博物馆

43.《四耶耶骨》石棺墨书

孝庄帝永安二年,存大同市民间

44.《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砖

,存大同市民间

45.《为亡息吴天恩造像记》

,存大同市云冈石窟38窟外壁

46.《大茹茹可敦发原文》残石

,存大同市云冈石窟18窟窟门西壁

在这为数不多的46件平城书墨珍品中,按地域分,大同有31件,外地有15件。

按时段分,早期为道武帝定都平城到献文帝拓跋弘时期有20件,中期为孝文帝

太和元年至迁都洛阳有17件,晚期为太和八年迁都洛阳后北都平城时期有6件。不明时期有3件。

按书写品位级别来看,有为数不少的皇家品位的当时高层书家手笔珍品,有部分出自士族官僚之手的属于中上档水平的,也有一些是出自民间百姓工匠之手比较草率的。

按从书体类别来分,篆、隶、楷、行、草样样俱全,

充分体现了当时书法繁荣气象。平城时期的书法是从隶书

脱胎而来。与后期洛阳书法有所区别,如果洛阳书法是史崇高山峻岭、悬崖峭壁,那么平城书法是同连绵山亘、苍茫起伏,前期魏碑书体特点十分明显。

平城书法最值得赞赏的特征有四个方面:

一、十足西晋隶书体势而又染进不自觉的楷书色彩,这种平城偏隶魏碑,开启了魏碑书体的先河

书史上都把魏晋南北朝归为楷书的发展期,史学家们有的是把书体按篆、隶、楷、行、草来分论,有的则干脆按当时书写用途分为抄经、墓志、碑阙、摩崖和造像记来叙述。不管怎么划类,反正平城书法的主流魏碑体是逐渐从隶书中产生的,有的时至如今还把这类书体仍称隶书,准确地说应当称为是隶书成分大点、楷书成份小点的偏隶魏碑。这种魏碑多出现在重要的碑刻和墓志中,《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嵩高灵庙碑》《嘎仙洞视文石》《司马金龙墓表》《比丘尼昙媚造像记题记》《司马金龙慕铭》《封和突墓志铭》《高昆墓志》等均很突出。两皇帝巡视碑相隔25年,但都隶味很浓、十分相似。尤其南巡碑,碑石破碎,恢复得很不成形,但阳阴两面2600个字,个个端庄,笔画方截,横飞竖挑,汉隶十足。摩崖隶楷《嘎仙洞祝文刻石》字形较大、结构方正,虽然字迹残缺难辨,却从模糊中显示出了隶书圆浑大度的另一种美态。

二、略带隶韵又主体为楷的平城时期偏楷魏碑,成为成熟魏碑书体和隋唐正楷书体大发展的重要基石

平城时期的偏楷魏碑,也就是楷书成分大点、隶书成分小点的魏碑,多数用于碑刻造像记等场合。被康有为称之为丰厚茂密之宗的《晖福寺碑》,就是平城时期偏楷魏碑的碑刻代表作,此碑笔画方棱丰厚,具有俯仰之态和曲张之势,被现代研究北碑学家们称为魏碑楷书的先导。这一时期碑刻楷书还有《邑师法宗造像记》《光州灵山寺舍利塔铭》和《法宗造像记》。不是碑刻系列的《司马金龙墓漆画题记》,是木板上糊纸配画插文说明书法作品,漆画题记清秀俊挺,比起其他魏碑楷书更加灵动。这些石刻和题记虽然还有隶体书韵,但绝对是当时正体官方楷书。

三、满沾汉代鸟虫意味的平城篆书虽然数量不多,但品位上乘,占尽了皇家和社会名流风头

《说文解字》说篆,引书也。它起源于西周末年,东周秦始皇达到鼎盛,汉代开始衰退,虽然逐步退出正体舞台,但小篆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地位更显高贵,成了碑额题字和书写祭文拜册的范体。北魏时代,无论是朝廷台殿楼观门榜,还是王侯官僚上层要人的碑志,大多采用篆书题额,古雅的篆书成了显示身份和等级的象征。《皇帝东巡之碑》《平国侯韩弩其妻碑》《中岳嵩高灵庙之碑》《皇帝南巡之颂》等不少书墨珍品,都为篆额。最为精致的要数《皇帝南巡之颂》碑额和《嵩高灵庙碑》碑额,两额与历史名碑三国吴《天发神谶碑》非常相似,而且平城这两碑额更具气势连贯,更寓方于圆特色。

四、平城时期涌现出以崔浩为代表的一批书法精英,形成南有二王北有崔浩争奇斗艳的习书格局

当历史走至汉唐之间的南北朝档隙时,出现了南北两派书风,晋室南迁,南方以两晋王羲之、王献之、卫夫人等为楷模,讲究的是妍媚书风。而留居北方和避居陇右地区、河西走廊的士族知识分子,北凉之后多数聚到了北魏京师平城,由崔玄伯、崔诰和卢玄、卢渊领军书法发展,这些书法精英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又俱习李靖之草,皆尽其妙。清代刘熙载说过:观此崔、卢家风岂下南朝羲献哉?特别大加推崇的是崔诰这个北方儒家的汉书领袖。《魏书崔浩传》记载,浩既工书,人托写《急救章》,从少至老。所书盖以百数,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楷模。当时称代京的大同、称洛京的洛阳的宫殿匾额,大多崔浩所写。公元439年,平北凉后,太武帝命崔浩修国史《国记》,崔诰直书刻石,在西郊天坛建立巨大碑林,与崔浩所注的《五经》,一起立碑于通衢大道上。因《国记》记述了鲜卑皇族的一些家丑而暴扬国恶,崔浩450年被拓跋焘杀害,碑林刻石随之毁除。崔浩是举国书圣无可辩驳,但极为遗憾的是没有保留和出土一件实迹物品可证明崔浩之手迹,哪怕有几块当时通衢大道《国记》《五经》带字残碑碎片也好啊。近几年史无前例地开发建设古城也未能出现奇迹,我们只能以仰慕名声来瞻仰怀念这位书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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