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怎样一本奇书,泉州市舶司_泉州市舶司遗址

106.元代泉州港

106.元代泉州港

元代是泉州港的繁荣极盛时期,当时被称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元王朝实行对外开放贸易政策,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大海商蒲寿庚于宋末元初掌管泉州市舶司,招徕大量外商来泉州贸易。元朝规定民间商人可发舶海外,并行"官船官本商贩之法",官商合办,有力地地促进了泉州港的繁荣。元代瓷器生产发达,元初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此城之中瓷市甚多”。元末汪大渊曾两次从泉州乘船到海外贸易,在所著《岛夷志略》记述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比宋代《诸蕃志》所载多了40多个。其中记载泉州出口的纺织品深受外国的欢迎。元末来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称泉州为“刺桐港”,“甚至可以称作世界最大的海港”。元代泉州造船业也有新的发展。中国大船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1000人。元代泉州外销商品中还有茶叶、铜铁器、盐、糖等,《岛夷志略》中记铜铁器远达80多个国家或地区,泉州港的繁盛由此可知。

张翥的序做了归纳:“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

汪大渊元代民间航海家。字焕章。南昌人。至顺元年,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至元三年,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至元五年返回泉州。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手记,写出《岛夷志略》。《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 经历 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西文学者称他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汪大渊生元武宗至大四年,从小聪明好学,深得父母钟爱,望其长大成才,故取《论语》中“焕章”。汪大渊果然不负所望,成为举世闻名的航海家。 他先游历一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商港,也是世界最大商港之一的泉州。看到各种肤色和操各种语言的人们,摩肩接踵;看到琳琅满目的中西厅贷,堆积如山;港湾里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般只,特别是那些中外商人、水手所讲的外国风情,是那 样的生动、有趣,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汪大渊的好厅心,后来促成了他两度远洋航行的壮举。 元文宗到顺元年,年仅二十岁的汪大渊搭泉州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统二年夏秋间才返回泉州。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元惠宗至元三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出航,游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两年后才返回泉州。 汪大渊远航回国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当时泉州路正在修郡志,泉州地方长官与主修郡志的人见此书在为赞赏,即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后来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这本书才得以广为流传。但《岛夷志》一书却在元末兵乱中大部分散失,明朝后终于失传。 汪大渊著《岛夷志》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曾说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为它作序的泉地方官、著名文人张翥说: “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慢信乎其可征也。”另一作序者,泉州方志主修吴鉴说:“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以君传者其言必来信,故附《清源续志》(即《泉州路清源志》)之后。”后来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说:“随其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可见该书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 节略后的《岛夷志略》还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二百二十多个,详细记载了他们的风土人情、物产、贸易,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料。书中记载了台湾、澎湖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当时台湾属澎湖、澎湖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归晋江县。书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真腊国有唐人;()泥(今加里曼丹岛上坤甸)“尤敬爱唐人”;而龙牙门“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岛夷志略》记载澳洲的见闻有两节:一、麻那里;二、罗娑斯。当时中国称澳洲为罗娑斯,把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泉州商人、水手认为澳洲是地球最末之岛,称之为“绝岛”。汪大渊记载当时澳洲人的情况:有的“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有的“穿五色绡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还记载有一种灰毛、红嘴、红腿、会跳舞、身高六尺的澳洲鹤,“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其仪容可观,亦异物也”。他称之为“仙鹤”。又称澳洲一种特有的红得象火焰一样的树为“石楠树”。 汪大渊还记载了澳洲北部某地“周围皆水”,即指今天澳洲达尔文港以东一大片沼泽地。所记“有()如山立”,即指澳洲西北高峻的海岸附着很多牡蛎。还记载有澳洲北部海岸的安亨半岛和高达八百米的基培利台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这些都是真实无误的。《岛夷志略》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上有重要史料价值,因此很早就引起世界的重视。自1867年以来,西方学者中有十人研究该书,并将该书翻译成文字。在《岛夷志略》中有两节详细记载了澳洲的风土、物产,应该是见著于世的关于澳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是西方学者,却不敢承认汪大渊到过澳洲,因为在汪大渊到澳洲后近二百年,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一大陆。 《岛夷志略》可以说是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搓胜览》等的重要历史地理著作,而其重要性又远远超过这些宋、明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汪大渊两下西洋,游踪的广远,著述的精深,直到清代中叶以前,还是名列前茅的。 汪大渊曾说:“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载:他们的般到大佛山附近,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汪氏很兴奋,“次日作古体诗百韵,以记其实。”回到故乡后,豫章邵庵虞先生见而赋诗,迨今留于君子堂以传玩焉。”邵庵虞先生先即当时著名文人虞集,他的书斋名邵庵,因号曰邵庵先生。诗人虞集也为汪诗所动,并赋诗唱和,可见汪大渊诗词的高超。可惜汪大渊除《岛夷志略》外,未见有其他著作传世。汪大渊的晚年生活也无记载可寻。但是他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是早为中外学者一致公认的。

泉州市舶司遗址位于鲤城区,据道光《晋江县志》记:市舶提举司在府治南水仙门内。有关方志记载:南薰门在市舶司之旁。即今泉州市内水门巷竹街南薰门遗址西北,西到水仙宫,东到三义庙,北到马坂巷洪厝山。泉州港兴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中叶。北宋元右二年,朝廷设立福建市舶司于泉州。尚续到明朝成化八年,市舶司才迁往福州。福建市舶司在此的四百年间,管理着泉州诸港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务。

丝绸之路;元代;贸易;泉州;土产

永利网址,中文名
泉州市舶司

《岛夷志略》写了些什么?张翥的序做了归纳:“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之所以写山川河流、地形地貌、气候、植被、田土等自然地理,是为了认识这片土地,不至于迷失道路。之所以写居室、饮食、服饰、风俗、性情等人文地理,是为了认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便和他们打交道,做生意。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记载盐、酒、食物这些日用品,是为了便于商船进行物资补给,免得忍饥挨饿。至于对各地土产和“贸易之货”的详细记载,其目的最简单:我们是来做生意的,最关注的就是你需要什么,我能给你什么。

地点
鲤城区

记述域外风物内容庞杂

《岛夷志略》记载的各地土产、奇珍异宝名目繁多,不过汪大渊并没有进行分类。好在早于《岛夷志略》成书的《大德南海志》卷七《舶货》对外贸商品有着很好的分类。这一分类包括宝物(如象牙、犀角、鹤顶、珊瑚、龟筒、玳瑁等)、布匹(如白番布、花番布等)、香货(如沉香、速香、降香、檀香等)、药物(如胡椒、丁香、硫黄等)、诸木(如苏木、乌木、红紫等)、皮货、牛蹄角、杂物(如黄蜡、花白纸、藤席、藤棒)等八大类。这八大类物产散见于《岛夷志略》的各篇,出现频率较高的土产有玳瑁、降真香、沉香、速香、胡椒、黄蜡、象牙、翠羽、木棉、青布、占城布、苏木、槟榔等十几种。

记载
《晋江县志》

《岛夷志略》记载的“贸易之货”也是名目繁多。如果说各地土产是元代舶商收购的对象,那“贸易之货”则是售卖的对象。当然,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舶商售出的货物并非都是中国出产的。海上航线是漫长的,每艘船的仓容也是有限的。在贸易过程中,船舱中的岛夷土产和中国商品处在流动过程中。该书的“麻逸”一节记载的“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就是舶商与蛮贾进行的中国商品和外国土产实物交易。像各种处州龙泉窑瓷器、铁器、炊具、纺织品、乐器,都在“贸易之货”行列。如果说上述物品是商船从中国带出来的“国货”,那么象牙、胡椒、麻逸布、樟脑等“贸易之货”显然是从某些岛夷中交易而来,然后漂洋过海卖给另一些岛夷。

设立时间
北宋元右二年

列出上述商品名称,不禁对汪大渊的身份产生了一些怀疑。他不仅是个小人物,而且是一个不太安分的小人物。他识文断字,知书达理,难道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违禁品贸易?

主要角色

据元代法律《至正条格》卷第十二《断例·厩库·市舶》规定:“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决壹佰柒下,船物俱行没官……” 当然,元朝的法令也未必能走出大都城,舶商们游走于岛夷世界,为的是养家糊口、发家致富。汪大渊自称写这本书是为了“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但他在《岛夷志略》中毫不隐讳地指导舶商如何进行“违禁品”贸易,或许这些早就是上下默认的事实了。

简介文章

且不管动机如何,货已备齐,接下来就是如何开张啦!做生意不能只有货没有钱。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形式不一,正如《岛夷志略》书中所说“西洋诸番国,铸为大小金钱使用,与中国铜钱异”。除了铜钱,元朝还使用中统钞。这样,就出现了不同货币之间的折算问题。像交趾(时称安南大越国,在今越南北部)国流通铜钱,交易时“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钞一两,官用止七十为率”。再如乌爹国,该国“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贝八’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折钱使用”。“贝八”子是一种贝壳币,在罗斛国、暹国(在今泰国宋家洛一带)、北溜等地也流通。当然,贝壳币毕竟是一种较为原始的货币,像龙涎屿(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亚齐附近)则使用金属货币,“货用金银之属博之”。再如明家罗(在今斯里兰卡卡卢塔拉附近),“舶人兴贩,往往金银与之贸易”。

遗址

市舶司内原有著名的“清芬亭”一座,南宋初傅伯成等名人曾有诗吟咏,是一座戒贪、颂廉亭。市舶司东侧即市舶库,西南即水关、鹊鸟桥,西为水仙宫,市舶司迁榕城后,司荒废,后渐为民居,现仅存遗址。

水门水关,在竹街西,北为鹊鸟桥。南宋绍定三年,泉州知州游九功沿破腹光建翼城,以翼卫罗城,水门水关即建于斯时。

元朝至正十二年,临郡契玉立南拓罗城以就翼城,在德济门至临漳门中间水关左建南薰门。南薰门水关,原高约5米,宽3.5米深2.7米,拱券,条石砌顶,券顶即是城墙。水关后有石闸门,其长石槽尚存。水关上的城墙,1956年拆除。而桥北的鹊鸟桥至今尚存。原六板桥已改成水泥桥,桥旁濠沟尚存一、二巨大石栏杆。

宋至明时,远洋商船的人员,其货物往来,可通过小船,沿晋江、破腹沟、水关,濠沟直达市舶司报关。

市舶司及水关是泉州港的重要遗址,亦是泉州港繁荣的历史见证之一。

身入岛夷世界,人生地不熟,光有钱有货还不行,做生意离不开当地商人。例如,当商船抵达麻逸之后,就有“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

史话

市舶司是我国古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政府机构,市舶司在特定港口遵照朝廷指令,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其主要官员“市舶使”及其下属由朝廷任命。

泉州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中世纪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泉州城形似鲤鱼,遂被称为“鲤城”,又因环城遍栽刺桐树,故又称“刺桐城”。

根据史书记载,早在南朝时期,泉州就已有同外国的交往活动。唐朝时,政府设立“市舶使”来管理国际贸易。当时,泉州已成为继广州、交州之后,中国对外交通的第三个贸易港口,但唐朝政府未将“市舶使”设在泉州。五代时,割据福建的“闽王”王审知重视海外贸易,泉州地方官便把发船到海外经商视为官府的财政来源,泉州的海外贸易逐渐兴隆起来。此后一直到北宋建立前,泉州的海外贸易得到长足发展,泉州作为我国重要贸易港口的条件日趋成熟。

北宋时,中国结束了五代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国内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宋王朝对海外贸易实行奖励的政策,泉州港由此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迅速发展起来,并超过明州,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全国第二大港口。北宋元?二年,福建市舶司设于泉州。

此时,通过泉州港同我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国家已达到40多个,包括大食、占城以及南洋诸国。其中,有许多阿拉伯人就在泉州定居,繁衍后代。

南宋时期,泉州港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泉州市舶司的业务也随之繁荣。据《晋江县志》记载:“赵崇度提举市舶司,度与郡守真德秀同心划洗前弊,罢扣买,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公元1128年至1134年),泉州所交的税金相当于当时全国收入的1/10,而这与泉州港贸易的繁荣及市舶司的管理是分不开的。

宋末元初,阿拉伯人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他利用这个职位为自己谋私利,垄断泉州港的香料贸易近30年,为自己聚敛了无数财富。

据史料记载,蒲氏家族在一次贸易中被劫匪抢走的货船就达400艘。这些资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兴旺以及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此外,一些外国人的记述也证明了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泉州港的繁华景象。意大利航海家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

“刺桐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明王朝建立后,战乱和倭寇、海盗的侵扰严重影响了泉州港的贸易交流,泉州港逐渐走向没落。明成化八年,福建市舶司迁往福州,从而结束了泉州市舶司的历史。自北宋元?二年至明成化八年近400年间,泉州市舶司管理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签证、检查、征税等事宜,同时兼有海关、外贸局、港务局等部门的职能,为泉州港乃至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古代航海和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汪大渊两次远航历时七年

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元顺帝至元三年,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返回泉州。

在宋朝,商航分开经营。古代的航海贸易中,船家也是货主,到一个港口之后边卖边买,到下一港继续这样的营运方式,如此一来拉长了在港口时间。一个贸易周期要1至2年的时间。在宋朝,海外港口出现了驻港中国商人,他们在大食的首都巴格达开辟了中国商品市场,在阿曼湾的没翼设立了储运货栈,在朝鲜、交趾都有中国商人驻港贸易。在泉州、广州等港也聚集着不少番商,这些人从航海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纯经营进出口买卖的商人。

宋朝也出现所谓的“番船主”也就是专门从事经营船舶远洋运输的经营人。他们替贸易商运载货物到指定的港口,收取运费作为报酬(少部分船主也会做些买卖赚取外快)。而元朝的汪大渊属于哪类人?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而龙牙门“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不过,《岛夷志略》所载内容,有些估计并非汪大渊亲身经历,而属于传闻。因为有的记载,即使是在玄幻小说盛行的今天,也是让人无法相信的。

内容是宝贵的,那该采用什么体例加以组织呢?在形式上,我们在《岛夷志略》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的影子。

不过,“岛夷”并非一个好词,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这个不招待见的词自然被元代继承和发扬,以此区别于华夏、中土。张翥在《岛夷志略》序言中说天地元气“其所能融结为人为物。惟中国文明,则得其正气。环海于外,气偏于物,而寒燠殊候,材质异赋,固其理也”。言外之意,岛夷们得不到天地正气的垂青。岛夷这顶帽子在元代被扣在日本、高丽等头上。黄溍发出豪言壮语:“日本,蕞尔岛夷,不足烦天讨。”

岛夷的世界很大,汪大渊的岛夷并不包括日本和高丽,并不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那样突出地表现朝鲜半岛。为了描摹自己看到的岛夷世界,汪大渊借鉴了《禹贡》的笔法。此举并不奇怪,《禹贡》被视为“古今地理志之祖”,模仿它,不丢人。

元代版的海上丝绸之路

2014年6月22日,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两年前,泉州、广州等九市联合申报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我们必须清楚丝绸之路的海陆之别。丝绸之路的本意,是指陆路上连接东西方的商道,起初它的大宗运输物资是丝绸,由此得名。既然是商道,是用来做生意的,必须考虑到成本,考虑投入产出比。所以,这其实是个经济地理学问题。

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实现了南移。首都也从偏西的长安、洛阳迁至更靠近沿海的城市。元代的泉州、广州、庆元、杭州、温州、澉浦等外贸港口,无一例外位于南方沿海。这样,海运就成了国际贸易的最佳交通方式。

所以,在《岛夷志略》里,我们发现一船货物里既有粗瓷碗、大瓦罐、铁锅、铜鼎等体积重量都很大且价值较小的货物(例如,1969年在广东省珠海蚊洲岛海底元代沉船中就出土了元代龙泉窑瓷碗),又有木材、铁块、象牙等重量较大且价值较大的货物,更有金银、鹤顶、珍珠等体积最小且价值最大的货物。至于各色布、绢、缎、帛,更不在话下。可以说,海上丝路运载的货物种类和数量远非路上丝路可比。

汪大渊《岛夷志略》的价值,在于为我们解读元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标本。对《岛夷志略》的解读,无疑细化和丰富了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我们从汪大渊的记载里看到了这样一个贸易实况以及浩浩荡荡地在海上航行、在“岛夷”世界穿梭开拓的中国古人形象。这个元代版的海上商路,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地理视野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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