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美丽中国,形象研究的南方视角

描绘美丽中国 塑造人民形象

描绘美丽中国 塑造人民形象

首先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当今时代文化全球化当然不是指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同质化,而是强调全球文化的互融共生、多元多维。文化多样性前提是各民族文化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往往与民族性联系在一起,是与世界性相异的社会、历史、政治与文化的存在,带有很大的特殊性。越是“用世界眼光讲中国故事”,越要重视中国形象、中国故事、中国情感、中国话语的表达,因为它讲的虽是中国,却反映了人类和世界共同的精神思想情感,特殊性中包含普遍性。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显现一种大胸怀、大视野与大境界。在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问题上,任何偏执都不可取。我们需要的是两者兼顾,维护动态的平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时代的优秀作品——“中国梦”塑造中国新形象美术作品巡展在石家庄美术馆开展

10月22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协办,石家庄美术馆承办的“中国梦——塑造中国新形象美术作品巡展”在石家庄美术馆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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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此次展览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重要的全国性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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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举办好此次活动,中国美术家协会精心策划安排,自2014年4月起,组织开展以“中国梦——塑造中国新形象”为主题的写生创作活动,分批次组织80余位美术家深入江苏苏州新农村、河北邢台冀中能源集团、内蒙古阿尔山、赤峰空军部队等地进行写生创作,用艺术手法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工、农、兵新形象。展览展出的200多幅作品,不仅是艺术家深入生活的总结,更是充分发挥美术引领风尚、服务人民、反映社会、推动发展的开始,是更深刻的通过写生来激活创作灵感,通过画笔来塑造中国新形象的开始。中国美术家协会希望以此为契机,倡导广大美术家关注当下普罗大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表现人民群众在创造当代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以典型平凡、普通群众的生活和劳动情境的艺术化处理,反映亿万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辉煌成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弘扬社会正能量、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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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时代不断发展的大潮流下如何真实、准确地塑造好当代劳动者的形象,反映出伟大时代投射在普通人身上的印记,已成为广大美术家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笔墨当随时代——用艺术作品记录时代变迁,描绘、讴歌时代的风物人情,反映美术家尊重社会现实的精神和情怀,正是当代美术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而深入生活观察、感受、思考,发掘时代生活所孕育的审美情趣,并通过专业手法表现出来,是美术家们解决这一命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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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图像、作品记录时代变迁,描绘、讴歌所处时代的风物人情,是美术家们责无旁贷的使命;用精神的力量铸造中国气派,用审美的语言塑造国家形象,是时代赋予美术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倡导写生,鼓励美术家们走出画室,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关注当下普通人民的生存状态,在了解、感悟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广大美术家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要秉持胸怀祖国、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念,密切关注大众审美需求的时代变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锐意创新;要进一步深入基层,把鲜活的艺术形象和真挚的个人情感融入到艺术创作之中,以满腔热血抒发我们的爱国情怀,借手中的画笔塑造独具特色的大国形象,用一幅幅美术画卷来描绘我们心中的中国梦!

(“中国梦——塑造中国新形象美术作品巡展”将于2014年10月22日—10月30日,在河北石家庄美术馆1—5展厅展出。)

近代中国西南族群的民族化过程是长期中国(汉)与其边缘(蛮夷)族群互动关系的一部分。民族识别、民族政策与民族知识的推广彻底改变了西南地区传统的族群的互动关系。少数民族的形象经常性地被强势话语所主导,而妇女的身体形象,仍为此改变的重要表征。从服装上看,西南地区的男子汉化程度较高,已经很难区别他原本是哪个民族的了。例如在清代的历史民族志《百苗图》一类的作品中经常有男子衣服与汉人同女人犹沿苗俗这样的记述,[1]但苗族作为蛮夷的形象却大多以面貌狰狞、身体粗壮的男子为代表。这种对少数民族的描绘只是一种表相,其中却隐藏着当时社会的本相即汉文化或所有主流社会文化偏见下对他者的歧视。而在当代少数民族的图像中,则大多以身材妙曼的少数民族女性为代表。这是由于蛮夷在华夏心目中为有侵略性的异类,因而以有野兽般的面容、身体,并具侵略性的男性形象来代表。而在当代少数民族却作为同胞,因而又以同胞中的女性(特别是姣好的女性)为其形象表征。一在现代中国,身着民族传统服饰的少数民族妇女,常成为各种艺术、文学之主题,此主题也借各种传播媒体传播。特别是在国家重要会议场合,身着民族传统服饰的少数民族妇女代表,更是众人与媒体瞩目的焦点。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影片中,汉民族往往担当着解放者的角色,而少数民族则被安排成被解放者的形象。新中国电影对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直观描绘,使汉民族容易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文明的,少数民族是野蛮的、简单的、轻信的,因此是容易受骗的。这一点恰恰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的潜在意识,其外在化的表现,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主创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汉族来承担完成的。尽管电影表现的内容都是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但是叙述者却由汉族来充当,因此其观点也必然是汉族而非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并不是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的自我表达,而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再构造。在这个大背景下,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本文就成为处于某种游移、悬置位置的想象空间,少数民族丧失了其自身作为独立的文化承载者的特征,进而成为汉民族的一个想象物,完成其负载明确的意识形态功能。在这种对客体位置的少数民族生活再构造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身份极其自然地与女性的身份画上了等号。杨丽坤对塑造云南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功不可没,她饰演的金花、阿诗玛以纯洁、善良、美丽的女性形象早已超出了演艺界的范围,她们成了美丽云南和善良淳朴的少数民族的形象代表。电影中创造的少数民族女性艺术形象与西南秀美的山川湖泊、苍茫大地融为一体,深扎于人民这片沃土之中。电影《刘三姐》塑造了一个少数民族优秀女性的形象,影片中黄婉秋出神入化扮演的刘三姐,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从一个侧面认识了壮族。就像《五朵金花》之于大理白族,《阿诗玛》之于云南彝族,刘三姐成了一个家喻户晓、名闻中外的壮族女性形象。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描述的主体往往是女性,尤其是那些身着美丽的少数民族服装而极具客观性的少女。五朵金花、阿诗玛等早已成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妇女的形象代表,而壮乡歌海造就的壮族姑娘刘三姐也成了广西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代表。在这种情境中,少数民族题材中的女性成为承担多重意义的表象。首先,她是一个在旧社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最后走向了新生。女主人公成为一种民族新生的象征物,个人命运又直接象征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命运。她们受尽奴役,在新社会获得新生。这一点在1960年拍摄的《摩雅傣》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解放前美丽的傣族少妇米汗,因为拒绝头人老叭的调戏侮辱,被诬为琵琶鬼而被活活烧死;解放后米汗的女儿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成为一名傣家医生(傣语称为摩雅),并且破除了害人的迷信。这样一来在民族题材的本文表述中,蕴含的是民族解放的主题,而在影像的外部表现却又是女性的解放,表现的是母女两代人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截然不同的命运。同类题材的电影还有《景颇姑娘》,更为直接地展示女主人公的命运在政府工作组来临前后的巨大差异,从而揭示她所代表的景颇族身份和地位的变化。也正是由于女性身份多样化的表达,为观众提供了多种接受效应的可能性。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中,女性的表演还具有欲望投射的色彩,爱情的表达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中被推到前景中加以描绘。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大多让女性身着绚丽多彩的民族服装,她往往美丽聪颖,能歌善舞,成为激发观看快感的一个对象。在《边寨烽火》的结尾处,一群身穿各色亮艳裙子的景颇族姑娘齐齐地排开跳起了舞,而且因为表现这些而受到洋溢着浓厚民族气氛的赞誉。这样一来,民族题材的电影突出表现少数民族的女性形象,但是在缺乏少数民族自身视点和切身文化感受的基础上塑造的女性人物在形象、气质以及细节上的表现,也遭到了少数民族的批评和反对。比如对《山间铃响马帮来》中汉族演员孙景琼扮演的苗族姑娘蓝劳的评价是像中学女学生,而且在赶集时苗族妇女的穿着也不像影片中那样草率。[2]

近年来,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及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形象问题开始引起关注。所谓中国形象,不仅指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形象,同时还包括有关中国的历史形象与文化形象,以及构成中国形象的各色本土形象与个体形象,既有“民族寓言”成分,也有审美建构特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造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跌宕多变,20世纪中国文学又与20世纪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塑造更是在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变化:内涵上,更加重视民族文化优质资源的开发,包括优质精神资源和艺术资源;外延上,更加注重其在跨文化、跨区域、跨语际下丰富复杂的存在。中国形象书写成为当下中国文学一个新的生长点,蕴含文学创新和突破的种种可能。

内容提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形象经常性地被强势话语所主导,而少数民族妇女的身体形象更成为此改变的重要表征。少数民族的他者形象大多由女性代表,并将女性表现为带有落后乡村特色却又青春盎然的融合体。身着各色传统服饰的少数民族妇女经常成为各种艺术、文学和现代传媒争相表现的主题。在这种情境中,妇女形象作为少数民族的标志承担着多重涵义。少数民族妇女形象变成了区别族群的依据,成为与现代性相对照的各种传统性的标志,并通过相应的手段建构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关键词: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妇女形象;现代建构

最后是创造性与再造性的关系。所谓创造性,是指与民族本土文化交融的艺术实践,它是对当代中国特色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富有意味的反映。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必须具有一种深刻的穿透现实、解读现实并重构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是现今中国形象塑造所缺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方面有对西方文学模仿性的“再造”成分,它使中国文学摆脱旧文学的桎梏,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是有历史意义的,但必须看到,再造毕竟只是学习和模仿,不能成为文学创作的终极追求。关键还在赋予中国文学全新的创造和独到的发现,实现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的对接。这也是我们评价中国文学及其中国形象塑造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从这三组关系审视《颂祷与重构》,可以说,以“美丽南方”为理论概括和文学符号的广西故事书写和广西形象建构,在多种合力作用下正经历一场艰难而又美丽的蜕变,我们对诞生其间的文学创造充满期待。

上世纪50年代,作家陆地发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讲述新中国成立之初广西土改的故事,以其对广西美丽风景和壮族人民斑斓心灵的出色描绘,成为当代文学中一部经典佳作。“美丽南方”也由此成为广西地域文化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日前学界出版的李仰智等著《颂祷与重构——文学叙事中的“美丽南方”》一书,再次抓住“美丽南方”这个具有统摄意味的概念,分析梳理广西的形象建构和文学表达,而这一次的“美丽南方”,深嵌于书写中国形象和讲述中国故事的大背景下。

在此背景下看《颂祷与重构》,它正是运用形象学方法对广西文学进行系统总结与梳理,深入剖析广西形象与广西文学的关系,并由此展开对中国形象书写的思考。在这里,“美丽南方”不仅是独具特色的一方山水,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重要一翼。作者把研究触角伸向丰富的文学文本,勾勒出“美丽南方”的发展演变轨迹,从地缘、人缘、时代角度阐释“美丽南方”的社会历史、地域文化和时代精神,呈现诗性而又辩证的文学镜像。整部书坚持史论结合,超出单纯的纯文学、纯文本研究,拓展文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具有跨学科特点,并与“文化强国”等国家战略以及诸多学术热点、难点和前沿问题联系在一起。通读下来,它尤其在以下三组关系上,启发我们思考区域形象以及中国形象塑造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作家陆地发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讲述新中国成立之初广西土改的故事,以其对广西美丽风景和壮族人民斑斓心灵的出色描绘,成为当代文学中一部经典佳作。“美丽南方”也由此成为广西地域文化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日前学界出版的李仰智等著《颂祷与重构——文学叙事中的“美丽南方”》一书,再次抓住“美丽南方”这个具有统摄意味的概念,分析梳理广西的形象建构和文学表达,而这一次的“美丽南方”,深嵌于书写中国形象和讲述中国故事的大背景下。

《颂祷与重构》;南方视角;南方视角

作者简介

姓名:吴秀明 工作单位:

其次是文化自信与文化反思的关系。民族文化复兴不仅成为社会普遍共识,而且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和智力支撑,中国人也由此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文化自信。落实到创作上,我们的文学形象塑造要善于发掘本土文化精华,不能一味依赖甚至屈从于西方文化意识,把自己他者化,用他者取代自己。另一方面,讲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恋,不是在塑造中国形象时做不恰当夸饰。学者乐黛云谈到民族文化如何面对西方文化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叫“生成性对话”,也就是不同的文化思想相互碰撞产生新的思想。这对如何处理文化自信与文化反思的关系问题,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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